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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波: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郭建波 · 2021-12-26 · 来源:作者投稿
毛主席诞辰128周年 收藏( 评论() 字体: / /
今天是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诞辰一百二十八周年!毛泽东同志曾说,他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建立新中国,一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就必须掌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只有掌握这一思想武器,才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一个理性的认识。

  郭建波著第二卷《理论曙光(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二○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编者按:

  今天是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诞辰一百二十八周年!毛泽东同志曾说,他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建立新中国,一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就必须掌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只有掌握这一思想武器,才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一个理性的认识。

  文革结束后,虽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文化大革命经受住了社会实践的检验,但是却仍然笼罩着重重迷雾,难以睹其本来面目。为了让历史真相早日大白于天下,使人们认识到当年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郭建波同志撰写了关于文革研究的系列著作。

  此前,我们刊发了郭建波同志的长篇著作《伟大的理论 光辉的实践——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第一卷《文革溯源》上中下三册。在第一卷《文革溯源》三册中,郭建波同志运用唯物史观,以详实的文献资料为依据,从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历程中,揭示了从提出继续革命直到最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艰辛历程。

  现在我们刊发的是第二卷《理论曙光(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本卷中,郭建波同志从社会主义实践出发,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对立统一规律,以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深入剖析为切入口,从原因、性质、本质、实质、目标、任务、对象、动力、目的、方法、后盾和前途这十二个方面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了详细分析,勾画了继续革命的理论概况,使人们对继续革命的理论有了一个系统的认识。

  在本卷中,郭建波同志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发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继续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的运动;基本矛盾决定主要矛盾。继续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石;继续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则是党内发生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分歧和矛盾中表现了出来。文化大革命是继续革命的表现形式。这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

  真理愈辩愈明。我们发表该文,就是抛砖引玉,希望引发人们对于继续革命的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探讨,还原继续革命的理论真相,在争鸣中更进一步地接近真理,使继续革命的理论在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群众中间生根发芽,成为他们进行斗争改造自我维护自身根本利益的思想武器。这就是我们发表该文的目的所在。

  伟大的理论光辉的实践

  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

  郭建波

  第二卷《理论曙光》(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目录

  前言

  第二章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第一节毛泽东中国革命理论体系。

  第二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形成。

  第三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原因分析。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

  (一)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

  (二)生产力发展问题上的两条路线。

  (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1、生产资料所有制。

  2、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

  3、按劳分配(资产阶级法权)。

  4、生产关系内部的矛盾运动。

  (四)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五) 社会主义上层建筑。

  1、上层建筑在社会基本矛盾中的地位。

  2、政治上层建筑。

  3、社会意识形态。

  4、上层建筑内部的矛盾运动。

  (六) 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来分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 续革命。

  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

  (一)主要矛盾的地位和作用。

  (二)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

  (三)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1、毛泽东质疑中共八大政治决议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

  2、关于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历史考察。

  3、关于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原因分析。

  (四)社会主要矛盾决定革命的性质。

  (五)阶级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1、两个不同的过渡时期。

  2、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3、阶级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关系。

  (六)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运动来分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 革命。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

  (一) 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二) 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形式之一——围绕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 的斗争。

  1、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是执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必然要 求。

  2、围绕制定和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的斗争。

  3、斗争意味着什么?

  (三) 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形式之二——围绕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进行的斗争。

  1、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形成的背景。

  2、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内涵。

  3、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上进行的三次斗争。

  4、斗争说明了什么?

  (四) 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形式之三——围绕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 期总路线(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进行的 斗争。

  1、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产生的背景。

  2、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涵。

  3、围绕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进行的斗争。

  4、斗争反映出什么?

  (五)从两条路线的斗争来分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四、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透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原因。

  (一) 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的形成。

  (二) 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的运动中来分析无产阶级专 政下的继续革命。

  (三) 文革发生的必然与偶然。

  第四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

  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原因及认识工具。

  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性质。

  (一)革命的性质。

  (二)革命的范围及其不同表述。

  (三)两次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

  (四)三次革命的关系。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本质。

  (一)革命本质论。

  (二)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

  (三)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

  (四)无产阶级政权的本质属性。

  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质。

  (一)革命本质决定革命实质。

  (二)革命实质论。

  (三)革命实质的原因分析。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标。

  (一)继续革命的目标。

  (二)对继续革命目标的原因分析。

  (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充分条件。

  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任务。

  (一)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1、修正主义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2、现代修正主义在中苏两党内部出现。

  3、反修防修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首要任务。

  (二)反帝灭资,防止和平演变。

  1、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仍然要进行反帝灭资的斗争。

  2、毛泽东提出反和平演变。

  3、反帝灭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任务。

  (三)反封批孔,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

  1、反封批孔,既是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 续革命的任务。

  2、批孔的必然与偶然。

  3、反封批孔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般任务。

  (四)革命任务综述。

  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

  (一)党内走资派是首要革命对象。

  1、党内走资派是修正主义的人格化代表。

  2、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

  3、对走资派的政策界定。

  4、瞄准打击对象,防止转移运动方向。

  (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是重要革命对象。

  1、是重要革命对象,还是首要革命对象?

  2、是重要革命对象,还是主要革命对象?

  3、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是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 权威。

  4、从社会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来看待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 威的必要性。

  (三)地富反坏右是一般革命对象。

  1、地富反坏右是继续革命的对象。

  2、地富反坏右在继续革命对象中的地位。

  3、要正确对待并妥善处理地富反坏右问题。

  (四)革命对象综述。

  八、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动力。

  (一)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年学生是继续革命的先锋。

  1、青年学生走在近代革命的前列。

  2、文革星火在校园迸发。

  3、红卫兵运动将文革星火传遍祖国大地。

  4、青年学生在文革进程中的作用。

  5、应该汲取的教训。

  (二)工农群众是继续革命的主力军。

  1、工农群众在近现代革命中的地位。

  2、工农群众参加文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3、工农群众在文革进程中的作用。

  4、文革中的造反派和保守派。

  5、沉痛的教训。

  (三)革命干部是继续革命的重要领导力量。

  1、继续革命是检验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信念的试金石。

  2、干部队伍的分化。

  3、革命干部在继续革命中发挥着重要领导作用。

  4、要准确界定革命干部在继续革命中的领导作用。

  (四)革命知识分子吹响继续革命的号角。

  1、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

  2、鉴定知识分子革命性的根本标准。

  3、革命知识分子是继续革命的喉舌。

  4、对继续革命中革命知识分子作用的分析。

  (五)革命动力综述。

  九、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的。

  (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目的——改造人的世界观。

  1、改造人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目的。

  2、“斗私,批修”是改造人的世界观的根本手段。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灵魂。

  4、为什么要学习“老三篇”?

  5、无产阶级世界观在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中得以在社会上广 泛确立和发展。

  6、党中央内部在改造人的世界观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

  (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目的——斗、批、改。

  1、主要目的是实现根本目的的途径。

  2、斗、批、改的提出。

  3、斗、批、改进行的原因。

  4、斗、批、改的目标。

  5、斗、批、改的基本内涵。

  6、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进行斗、批、改。

  7、斗、批、改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中的地位。

  8、围绕斗、批、改出现的严重党内斗争,致使文化大革命随着斗、 批、改时间的延长而延期。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具体目的——斗、批、改的具体化。

  1、具体目的是实现主要目的的途径。

  2、斗、批、改具体化的提出。

  3、斗、批、改具体目的的基本内涵。

  4、斗、批、改具体目的的实施又遇到了严重阻挠,致使文化大革 命随着斗、批、改时间的延长而延期。

  5、文化大革命在斗、批、改具体目的的实现中走向尾声。

  (四)从根本目的、主要目的和具体目的的统一中进行无产阶级专政 下的继续革命。

  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法。

  (一)继续革命为什么采取文化大革命的方式?

  1、从彭真生前留下的一个谜团说起。

  2、对文革前继续革命方式探索的简析。

  3、从文献资料中来分析文革前夕党内面临的严峻形势。

  4、是依靠党组织和干部,还是依靠群众来进行继续革命?

  5、文化大革命是在毛泽东反复思考后才决定发动的。

  (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

  1、依靠群众。

  2、运用“四大”。

  3、进行文斗。

  4、由下至上。

  5、由点到面。

  6、由乱达治。

  7、全国演习。

  8、循环往复。

  (三)文化大革命是实现继续革命的正确途径。

  十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后盾。

  (一)军队是继续革命的后盾。

  (二)军队自身的文革运动。

  (三)军队是继续革命坚强后盾的重要表现。

  1、首都工作组。

  2、不得动用军队和警察镇压学生运动。

  3、“三支两军”。

  4、军队代表参加革委会。

  5、权归政,兵归营。

  (四)军队在继续革命中的作用。

  十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前途。

  (一)建成社会主义。

  1、三年,还是十年?

  2、胜利,还是失败?

  3、建成社会主义的充分条件。

  (二)复辟资本主义。

  1、没有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会复辟资本主义。

  2、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旦失败,同样会复辟资本主义。

  3、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然与偶然。

  (三)斗争并未终结。

  十三、理论要点综述。

  第五节从历史的演变来分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一、继续革命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

  (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三个里程碑。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前两个里程碑。

  1、马克思主义是第一个里程碑。

  2、列宁主义是第二个里程碑。

  3、仍然没有解决了的问题。

  (三)毛泽东思想是第三个里程碑。

  1、时代召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

  2、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成为第三个里程碑的标志。

  3、理论之树常青。

  二、继续革命的理论在阶级性和实践性的统一中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一)继续革命的理论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二)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阶级性。

  1、为了维护工农阶级的根本利益。

  2、为了批斗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

  3、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

  (三)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实践性。

  1、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2、在实践和理论的统一中进行继续革命。

  3、实践检验之一——文革被全盘否定后中国社会的演变。

  4、实践检验之二——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

  5、实践出真知。

  (四)继续革命的理论永放光芒。

  三、响应时代召唤,共产党人为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而斗争。

  (一)严峻的现实,沉痛的教训。

  1、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巨大挫折。

  2、沉痛的教训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精神遗产。

  (二)让历史告诉未来。

  1、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

  2、从十月革命到文化大革命。

  3、历史的启示。

  (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1、当代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和伟大任务。

  2、共产主义曙光昭示着我们前进。

  前言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伟大的理论 光辉的实践——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第二卷《理论曙光(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表现形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要想研究文化大革命,就必须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只有明白了这个理论的来龙去脉,梳理了这个理论的主要观点,揭示出这个理论的本质内涵,弄通了这个理论,才能提纲挈领,入木三分,对文化大革命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在本卷中,我们通过对继续革命理论要点的梳理和归纳,阐述了继续革命的理论概况。

  研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必须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出发,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为参照,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对立统一规律,以现已公布的文献资料为依据,深入剖析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以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方式,通过对继续革命的全方位考察,形成对继续革命的系统认识,构建继续革命的理论,进一步阐明这个理论在毛泽东中国革命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阶级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奠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石。后来在否定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是从铲除这个基石做起的。

  有人说,从马列主义以生产资料来划分阶级的标准来分析,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建立起来了,阶级矛盾已经解决了,并不具备进行革命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因而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都是错误的。事实上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那么,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为什么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这里所讲的阶级斗争,不是从经济范畴说的,而是从政治思想范畴来讲的,也就是说主要是以政治思想而不是以生产资料来作为阶级划分标准的。毛泽东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虽然被消灭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如果不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消灭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一旦条件适宜,这种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随时会变成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也就复辟了。

  那么,这个阶级划分标准的变化,到底是对马列主义阶级划分标准的发展还是背离呢?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资本主义在苏联东欧地区的复辟就是有力的证明。文革被否定以后,中国出现的严重腐败问题,以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大面积破产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的崛起,也可以为此提供验证。这些活生生的现实从实践上证明了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变成了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或者为掌握生产资料资产阶级的出现鸣锣开道。研究继续革命的理论,必须要弄清楚为什么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如果这个问题搞不清楚,那么继续革命的理论就失去了立论的依据,如同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一样,随时有坍塌的危险。

  这里还要解释清楚继续革命发生的原因。到底为什么要发生继续革命呢?不同的阶级,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运用不同的认识工具,就会做出不同的回答。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分析,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运动是继续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继续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继续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具体表现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斗争上。

  这三个原因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三条总路线就是为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提出来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要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问题,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是要解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问题。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党内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上存在分歧的反映。由于这个原因问题极为重要,是继续革命的立论基础,需要论述的篇幅较大,因而我们单列出来,作为本卷的第三节进行具体论述。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从继续革命的原因开始,梳理出了继续革命的十二个要点,这就是:原因,性质,本质,实质,目标,任务,对象,动力,目的,方法,后盾,前途。通过对这些要点的剖析和论述,勾画了继续革命的理论概况,使人们对继续革命的理论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三个里程碑。马克思主义是第一个里程碑,列宁主义是第二个里程碑。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里程碑的地位。这是因为毛泽东在这个理论中解决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问题。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不仅第一次从理论上进行了系统地论证,而且还付诸于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的缘故。

  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继续革命的理论正确与否,最终还是要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够得到证明。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正确性,不仅表现在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进行分析和论证的时候,更重要的还是表现在被实践所证明了的时候。继续革命的理论不仅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正面检验,也经过了文革被否定后社会实践的反面检验。如果把继续革命的理论比作燧石,那么这正反两方面的实践检验就如同为辨别真假去撞击燧石一样,燧石被撞击后发出的灿烂光芒证明了继续革命的理论颠扑不破,照耀着共产党人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

  继续革命的理论亘古未有,博大精深,思想深邃,论述精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最新成果。我们对这个理论的研究和解读,由于主观认识的限制,可能存在不当乃至错误之处,欢迎读者提出批评与指正,以便在争鸣中使我们的认识更加接近真理,使继续革命的理论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自己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

  第二章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要研究文化大革命,就必须从思想上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那么,这个理论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又是如何形成的呢?究竟为什么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呢?其理论要点又是什么呢?下面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第一节毛泽东中国革命理论体系。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历程中,创建了中国革命理论体系。

  这个理论体系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从中国国情出发,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去粗取精,去伪取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在深刻认识中国革命规律的基础上创建的。作为这个理论体系创建者的毛泽东,站在革命斗争的潮头,以导师的硕硕风采,展示了革命斗争的光明前景,指明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

  这个理论体系博大精深,逻辑严密,思想深邃,影响深远。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明灯。这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真实写照,是千百万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铸成的丰碑,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中国革命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

  一九四○年一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1]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下一步就要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了。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了。一九五六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一九五七年在中国发生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引发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深入思考,他提出不仅要进行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一九五七年七月,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说:“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2]

  直到中苏论战期间,毛泽东仍然重申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在修改《九评》的时候,加写了一段文字:“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3]

  这样看来,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也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步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其实,毛泽东曾经多次谈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与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或者叫做文化大革命)的关系问题。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五七年十月七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各组负责人会议上说:有两次革命,一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第二次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一半,所有制问题解决了,但是上层建筑问题(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意识形态上)还没有解决。”[4]

  从毛泽东讲话中可以看到,他认为中国革命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又分为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与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到毛泽东中国革命理论体系的雏形。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中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判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5]

  文化大革命,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毛泽东在这段话中,揭示了文化大革命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点明了这三次革命在逻辑上存在的一致性,使人们对中国革命理论体系从内在联系上有了一个更为明晰的认识。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要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也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步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6]中国革命斗争的发展,需要革命理论的指导。这就不能主观武断,生搬硬套,教条式的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出中国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理论体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出来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产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在中国这样一个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较少,农民占主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农民这个可靠的同盟军,通过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这样就找到了一条中国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

  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产生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紧紧依靠贫下中农,制定了自愿互利、典型示范的原则,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方式,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农业合作化,建立了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同时,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对于民族资本主义,通过加工定货、统购包销为特点的初级国家资本主义和公私合营为特点的高级国家资本主义,采取和平赎买的方式,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的改造也与此相似。这样就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我国建立起来了。

  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产生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以后,还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战线上,就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避免修正主义出现,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在思想战线上,就要确保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改造人的世界观,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样就找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式,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产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产生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产生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三次革命的实践,产生出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也要在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丰富和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了大革命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血的教训以后,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毛泽东曾经沉痛地说:《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7]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尽管党内出现了严重的斗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排除干扰,战胜困难,还是比较顺利地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内一些干部想当官做老爷,不愿意继续革命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顶住了党内压力和阻挠,以坚决的态度,反修防修,继续革命,取得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不论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还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没有发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那样导致革命处于灭顶之灾的严重错误,这不仅是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吸取了以前的沉痛教训,还是因为他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毛泽东中国革命理论体系,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的缘故。

  这样我们看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构成了毛泽东中国革命理论体系。这是中国革命实践的思想结晶,是引领中国革命前进的伟大红旗,是毛泽东思想的璀璨明珠,如同光芒四射的灯塔不仅照耀着中国革命的航程,指引着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而且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长空中放射出灿烂的光辉,鼓舞着全世界无产者为了消灭雇佣劳动而斗争。

  第二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形成。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在一九五六年后开始萌芽的,历经十年到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已经基本上形成,而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伟大实践。那么,这个理论形成的概况又是如何呢?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一九五六年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虽然在中共八大上将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确立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毛泽东却对此表示质疑,这个时候也没有提出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

  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虽然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提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但是却没有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做出明确的论断,也没有提出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

  一九五七年中国发生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以及此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引发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深入思考。在一九五七年七月毛泽东起草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首次提出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1]随后,他又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进一步分析了阶级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关系问题。[2]

  这就不仅使人发问,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为什么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呢?

  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说到底还是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决定的。这是因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了。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同样也标志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就要求与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否则的话,旧的上层建筑就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又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有人可能会问,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又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继续革命是有特定含义的,不是指不断革命,而是指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

  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出发,如果不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难以获得巩固,甚至还会付诸于东流。因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就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不论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如果我们把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那么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进行的,因而就叫作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了。这就是继续革命的由来。

  可能还有人会问,阶级是以是否掌握生产资料来作为划分标准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怎么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划分的标准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主要不是以生产资料,而是以政治思想作为阶级的划分标准。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写道:阶级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我们已经消灭了,但是在政治上思想上的还没有消灭。这个问题,是在去年整风时发现的。[3]从这里可以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不是以是否掌握生产资料而是以政治思想作为阶级划分标准的。

  这种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的判断,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在以后党内出现的阶级斗争中一次又一次地表现了出来。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进行的斗争,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这场斗争的实质,不是要不要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而是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基础上,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这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因而这场斗争从性质上来说就是一场阶级斗争,是一场发生在党内的阶级斗争。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4]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发生的斗争,是党内存在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党内出现的阶级斗争,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这种斗争表明资本主义在中国仍然存在着复辟的危险性,同时还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这种斗争的出现,究其原因还是因为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造成的。

  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是在困难时期党内乃至高级领导层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产生动摇的表现,“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的。虽然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召开了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击退了“三风”,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基础上,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通过调整人民公社体制,迅速摆脱了困难,走出了困境。但是这种动向却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由此他经过深入思考后,不仅重申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还进一步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级的基本路线。

  在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为了坚定社会主义信念,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避免修正主义出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在城乡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个时候先后制定了《前十条》、《后十条》,指导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发展。

  为了进一步总结社教运动的经验,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实质上反映出他们对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的分歧。

  从中看到,社教运动是在基本路线的指引下进行的,毛泽东认为社教运动就是要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紧紧依靠群众来进行运动。而刘少奇则认为在社教运动问题上,是党内外矛盾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要解决的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反对将运动的重点确立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主张依靠工作队,通过扎根串联,进行大兵团作战的方式来进行运动。毛泽东将这种分歧与以前他们在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上的分歧联系起来进行考虑,最终认为刘少奇已经不适合于再继续做党的接班人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的斗争,还是一九六二年进行的斗争,乃至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的斗争,进一步说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产生党内的阶级斗争,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苏联赫鲁晓夫集团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沉痛教训,又给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这是阶级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表现,也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依据。这说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仍然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人为确定的,而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原因。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说阶级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奠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石。

  其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经基本上形成了,而后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又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那么,这个理论又是如何提出的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这个理论的提法有一个酝酿的过程。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红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中,第一次公开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的概念;一九六七年《红旗》第九期社论《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改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光辉理论”;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万岁》中,改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的光辉理论”;直到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才正式确定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5]

  这样看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在《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中才正式提出来的。关于这篇文章的起草情况,戚本禹后来有一个回忆:

  “大约是在1967年5月,毛主席在讨论修改《伟大的历史文件》—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的文章时说,今年是苏联十月革命五十周年,乘这个机会,把苏联变修的问题在理论上说清楚,有些事情还可以结合我国的文革来讲。要写一篇用马列主义论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文章。

  这篇文章就交给了陈伯达和我们几个人来起草。我们公推关锋为主要起草人。关锋说,这文章很难写,而且时间又很仓促。所以,在那段时间里,关锋经常把自己关在钓鱼台的房间里冥思苦想。他的秘书说,关锋怕别人打扰他的思考,一般不接电话。

  在起草过程中,我和王、关三人经常在一起进行讨论。一般都是关锋为主,即由关锋谈他的构思、王力作记录,我也不时提出一些我的想法。”

  “到8月下旬,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的时候,这篇文章的草稿已经完成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它第一次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做出了比较完整的表述。后来,王力、关锋受审查后,陈伯达、姚文元、张春桥继续对这篇文章进行了修改。”[6]

  从戚本禹的回忆中可以看到,这篇文章是在毛泽东的提议下起草的。毛泽东希望趁着纪念十月革命胜利五十周年的机会,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成功经验,汲取苏共走向修正主义的沉痛教训,从理论上对我国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进行深入分析,进一步说明开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要性。这篇文章是由毛泽东提出命题,中央文革几位秀才集体写作,而后又经过反复修改,在毛泽东批准后发表的。在这篇文章中不仅首次提出了无产阶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且还通过对这个理论要点的梳理,经过提炼初步形成了这个理论的框架。那么,这个理论要点又是什么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这篇文章经过反复修改,特别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进行整理后,陈伯达、姚文元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将文章第六稿报送毛泽东审阅。他们在送审稿上写道:“这篇社论,又再作修改。关于主席思想六条,作了新的整理。列宁的话已经充分引了。文章对苏修的打击,有一定作用。大家很希望主席能看一看,并加修改。”三日下午五时,毛泽东阅后在送审稿的信封上批示:“内件已阅,修改得好,可用。”[7]

  看来,这篇文章是经过毛泽东批准后发表的。陈伯达、姚文元等人整理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即“主席思想六条”),在发表前经毛泽东审阅过,得到了他的同意和认可。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毛泽东直接提出这个术语的文献依据,但是从毛泽东在审阅这篇文章时,同意用这个术语来概括他关于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这些观点来自于毛泽东的文章、批注、讲话和谈话)来分析,他对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概括他关于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观点是赞成的。这是没有疑义的,业已获得了文献资料上的证明。

  那么,这个理论要点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共六条: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同志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要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结合。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8]

  从这六个理论要点看来,这是把毛泽东关于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论断从逻辑上进行了编排,要点中的语言几乎都是毛泽东的原话,只是为了内容上的衔接,才加上了若干词句,从而初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整理完毕后,又经过毛泽东审阅同意后才发表的。这样就使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第一次鲜明而又系统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不仅推动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进程,而且还对国际共主义运动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样为了纪念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而写的这篇文章,在经过反复修改且又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后,以《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的题目,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发表,还刊登在十一月二十三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六期上。[9]两报一刊发表的这篇文章,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强烈震动,还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鼓舞着广大工农兵群众高举继续革命的理论红旗,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具体表现为到底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不同选择上。

  通过社教运动进一步暴露了不少党政机构已经腐化变质的严峻事实。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中,掌握在敌人手里,还提出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10]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如果不改变这个状况,在一定条件下,这股势力就会变成从内部搞垮共产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决定性力量。因而毛泽东谆谆告诫全党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特别是要警惕中央出现修正主义。[11]这就要从思想上武装群众,教育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来进行整党,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以前进行的运动方式都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就只有采取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的方式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后来被写入中共九大、十大的政治报告和党章,写入了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成为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这是文化大革命产生的理论基础。我们只有在对这个理论进行深入剖析以后,才能够提纲挈领,不仅把握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脉络,还可以画龙点睛地揭示出文化大革命的本质。这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必由之路。因此,研究文化大革命,就不能不研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由此看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要解决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避免修正主义出现的指导思想。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政权能否巩固,社会主义能否发展,乃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

  第三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原因分析。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为什么还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要首先弄明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有什么理论依据?

  这就要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出发,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揭示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真正原因。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运动,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运动,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只有通过对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分析,才有可能揭示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真正原因。

  下面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一基本矛盾的运动,才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前进,推动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因而我们就首先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着手,来研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原因。

  (一)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

  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来进行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就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同样,当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时候,就促进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反之则会对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因而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出发,就要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出发,就要建立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虽然是两个术语,却是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表述,生产关系就是经济基础。因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实际上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正是因为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才推动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变化。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还存在不存在社会矛盾呢?如果存在社会矛盾的话,那么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又是什么呢?

  今天看来一目了然的这样一个问题,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认识却并不一致,存在着严重分歧。斯大林认为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以后,就不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了。只不过是后来由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才使斯大林认识到这一社会矛盾在苏联仍然存在。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仍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矛盾是苏联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认识到正是这一基本矛盾的运动,才是苏联社会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推动着苏联社会的前进。

  鉴于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声望,他的这个观点传播很广,影响很大。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后,没有也不可能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反而通过主观盲目地批判,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的认识上走入了误区,陷入了迷茫。

  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问题上,毛泽东后来对斯大林在提出了批评的同时,谈到了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他以为他那个天下稳固了。我们不要以为天下稳固了,它又稳固又不稳固。”[1]

  这个时候,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借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出发,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存在着矛盾,而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二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2]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但是这一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和旧社会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这种不同的性质不仅表现在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还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上,还表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上,其外在表现则是适应还是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旧社会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出发,就要打破旧的生产关系的桎梏,扫除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优越性,表现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能够容许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那么,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3]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是存在矛盾的。正是因为这些矛盾的存在,才推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种矛盾表现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即存在适应的一面,又存在不适应的一面,是适应与不适应的统一。

  那么,这两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也就是适应的一面占主导地位,还是不适应的一面占主导地位呢?

  一般说来,社会主义社会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基本上是适应的,这种适应居于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某些方面又是不适应的,这居于次要地位。这种不适应表现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还存在着某些不利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发展的环节,表现在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上层建筑不适应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不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环节还会进一步暴露出来,表现在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也要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发展,因而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出发,就要不断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否则的话,就会逐渐削弱乃至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进一步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从这里可以看出,如果不清除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领域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如果不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那么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由适应性向不适应性转化,矛盾的性质也就随着从非对抗性向对抗性转化。

  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时候,适应性就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不适应性会退居次要方面,这个时候矛盾的双方会表现为非对抗性。反之,则不适应性就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适应性退居次要方面,矛盾的双方会表现为对抗性。这表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在不断发生着变化,有时适应性占主导地位,这个时候的关系呈现出非对抗性,有时不适应性占主导地位,这个时候的关系呈现出对抗性。

  处于非对抗性的社会基本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会向对抗性转变;同样处于对抗性的社会基本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向非对抗性转变。从矛盾转化的逻辑看,矛盾双方的适应性和非适应性、对抗性和非对抗性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变化。即使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处于适应性和非对抗性的时候,也存在着不适应性和对抗性的因素,存在着向不适应性和对抗性转化的趋向,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隐患。不过这个时候不适应性和对抗性尚不占主导地位而已。当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处于不适应性和对抗性的时候,就会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这就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即使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处于适应性和非对抗性的时候,也要未雨绸缪,保持高度警觉,采取必要措施,解决社会矛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根本动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出发,遵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发展规律,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解决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方面,反修防修,继续革命,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

  (二)生产力发展问题上的两条路线。

  建国后,在生产力发展问题上存在两条路线:一条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生产力发展问题上的辩证论;一条是以刘少奇等人为代表的唯生产力论。前三十年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生产力发展问题上的辩证论占支配地位的时期,后三十余年是以刘少奇等人为代表的唯生产力论占支配地位的时期。两条路线的斗争贯穿于建国后六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我们知道,生产力是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生产力的基本因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生产资料又分为劳动对象和生产工具。其中,生产工具标志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毛泽东说:“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通过劳动者来讲话,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4]

  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也是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从生产力的构成来看,虽然生产工具标志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但是毛泽东认为立足既有生产条件,通过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仍然可以创造出生产力迅速发展的伟大奇观。这是因为生产力中的人具有能动性,而且生产工具也是人制造出来的缘故。而刘少奇等人孤立地看待生产工具的发展水平,淡化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人的主观能动性没有一个辩证的认识。因而在生产力的构成中,能不能认识到并且充分发挥生产力中的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在生产力发展问题上坚持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的重要标志之一。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生产力发展问题上的辩证论认为,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不仅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还要建立与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就要进行生产关系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标志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本上建立起来了。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因而这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起来的标志。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以后,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虽然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但是上层建筑领域仍然存在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方面。这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建立了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后,才能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条件,才能坚持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推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使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以刘少奇等人为代表的唯生产力论认为,鉴于中国社会生产力落后的实际情况,就要先发展一段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允许资本主义有一个较大程度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就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主要任务,以求快速改变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落后状况。

  从研究中我们发现,毛泽东不仅是从生产工具和人的能动性的辩证关系中,而且也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中,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他在承认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还特别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提醒人们注意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还会起到决定性作用。毛泽东不是孤立地看待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是把生产力的发展纳入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中来把握生产力的发展变化。

  而刘少奇等人则没有认识到生产工具和人的能动性的辩证关系,没有将生产力的发展放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中去考察,而是孤立地、片面地、静止地来看待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虽然看起来他们似乎是强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却割裂了生产工具和人的能动性的辩证关系,无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没有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没有通过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创建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上层建筑,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条件。这样也就没有真正消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最终也难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后,是发展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党内是存在严重分歧的。毛泽东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就应该向社会主义过渡,这在他起草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有明确的表述。[5]而刘少奇等人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还要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发展资本主义,搞社会主义是下一步的事。他们之间的这种分歧不仅在建国前夕刘少奇发表的“剥削有功论”的天津讲话上表现出来,还在一九五○年春东北农村互助合作问题上的争论、一九五一年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上的争论、一九五三年夏季批评“新税制”以及一九五五年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的争论上表现了出来。[6]这种争论实质上是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存在分歧的反映。

  这种分歧还表现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问题上。在国内发展资金缺乏的情况下,要不要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能动性,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在农业合作化以后,要不要建立人民公社,走出一条中国农村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上,党内是存在严重分歧的。这种分歧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和一九六二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表现了出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导下发动起来的,因而这种分歧实质上是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上存在严重分歧的反映。[7]

  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存在的严重分歧,还表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还是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还要不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上。这方面的分歧不仅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而且还在一九六二年出现的“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上表现了出来,同时还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表现了出来。[8]这种分歧实质上是他们在社会主义总路线(即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上存在分歧的反映。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社会主义总路线(即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上存在着一系列分歧,这些分歧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他们在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运动上的分歧造成的。毛泽东充分肯定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是要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问题,社会主义总路线(即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则是要解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问题。而刘少奇等人则对此持不同意见。

  这样看来,党内在生产力发展问题上,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那么,这就不仅使我们发问,为什么在共产党的领导人中间会产生这样的分歧和斗争呢?

  应该说,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是一致的,他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如何发展生产力方面。到底是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出发,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来解决发展生产力的问题,还是抛开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状况,孤立地去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实际上就是要不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来考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从这里可以进一步分析,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离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去解决生产力的发展问题,那么就不仅会难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影响到生产力的发展速度,而且还会改变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广大人民群众也就由社会的主人转变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难以平等地分享社会发展成果。这不仅关系到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还关系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和命运。

  从中可以看到,这里面不仅有思想方法的因素,也有立场的原因。从立场上来说,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出现的社会根源。从思想方法上来说,还是由于他们是坚持唯物论还是唯心论、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的不同造成的。这是形成分歧和斗争的认识根源。

  实践出真知。这两条发展生产力的路线,经过了建国后六十余年正反两方面的检验。前三十年,在毛泽东生产力发展问题上的辩证论路线占支配地位的时期,我们看到,当时我们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人口增长一倍的情况下,不仅基本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以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复方蒿甲醚、籼型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等发明创造在世界科技长河中独领风骚,“两弹一星一核艇”横空出世,通过三线建设,大大缩小了中国东西部之间的工业发展差距,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后三十年,是以唯生产力论占支配地位的时期,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大面积破产,工农大众由国家的主人逐渐沦落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两极分化严重,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住房商品化成为压在人民群众头上的新的“三座大山”,国家开放了二十八个产业,二十一个被外资控股,中国经济的殖民化程度进一步加重,发展的主要成果被一小撮中外资本家撮取,社会主义政权面临着被蛀蚀的严重风险。两相比较,历史的发展已经为两条不同的发展路线做出了判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生产力发展问题上,存在着两条路线:一条是生产力发展问题上的辩证论,一条是唯生产力论。这两条路线的不同,从世界观上来说,是由于他们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造成的。从立场上来说,是由于他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还是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不同造成的。生产力发展上的两条路线,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反映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上的分歧和斗争。

  (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关系包括三部分,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分配形式。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着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及产品分配形式,同时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及产品分配形式又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具有反作用。这三者之间是对立的统一,构成了生产关系内部的矛盾运动,影响着生产力的发展。因而我们的研究就从生产关系内部的矛盾运动做起。

  1、生产资料所有制。

  一九五六年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虽然在国家经济中占居了绝对支配地位,但是其它性质的经济——个体所有制经济仍然存在。那么,在国家经济中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个体所有制经济,以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的关系如何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1)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

  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经济中业已占据绝对支配地位。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还在不断发展壮大,显示出蓬勃发展的生命力。

  下面我们以一九七三年各种经济成份在我国工、农、商业中的比重为例,来说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结构状况。

  先说工业。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九十七,工业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三,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六。集体所有制工业占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三,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二,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四。此外,还有人数占百分之零点八的个体手工业。

  再说农业,在农业生产资料中,耕地、排灌机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拖拉机、大牲畜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是集体所有的。全民所有制的比重很小。因此,全国的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集体经济生产的。国营农场所占比重很小。此外,还保留着少量的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再说商业。国营商业占商品零售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二点五,集体所有制商业占百分之七点三,个体商贩点百分之零点二。此外,在农村还保留着相当数量的集市贸易。

  以上数字可以说明,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在我国确实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以上海市郊区为例,一九七四年公社一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上一年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一,上升为三十点五,大队由百分之十五点二,上升为十七点二,生产队由百分之五十六点七,下降为五十二点三,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9]

  这组数字反映了一九七三年我国工、农、商业中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结构状况。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八年,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巩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从中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公有制已经在工、农、商业中占了绝对支配地位,个体经济虽然所占比例甚小,但是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又分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经济在工、商业中占了绝对支配地位,集体所有制经济在农业中占了绝对支配地位。农村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经济虽然在发展中不断得到巩固和提高,但是生产队仍然是基本核算单位,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由此可以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中,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个体经济同时存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经占了绝对支配地位。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同时存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在工、商业中占了绝对支配地位,集体所有制经济在农业中占了绝对支配地位。集体所有制经济仍然面临着在适宜条件下向全民所有制经济过渡的严重任务。

  (2)生产资料公有制。

  社会主义公有制表现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其所有权归社会主义国家全体人民所有。集体所有制,其所有权归劳动群众集体所有。集体所有制,又具体表现为城市集体所有制和农村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而以农村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占主导地位。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虽然从性质上来说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但是却存在着重大不同,形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内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内在矛盾。

  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建立,不仅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而且还是将农业上的剩余及时调拨到工业上来,满足工业化发展要求的重要保证。当时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封锁和制裁,在国家工业化实现之前,就要求农业为工业(全民所有制经济)提供积累,这具体表现为由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为国家工业化提供资金、原料、劳动力。这个时候是农业支援工业,农村支持城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压缩消费,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这期间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存在是具有必然性的。国家实现工业化以后,就要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这个时候农业机械化和农村工业化又为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推动国家工业化的继续发展。这就要求工业和城市为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提供价格适宜的工业品。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既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又互相制约,互相作用,存在着矛盾和斗争。这就要处理好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关系,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农业并举,促进工农业的协调稳定快速发展。[10]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虽然存在着重大不同,但是从性质上来说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而且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发展的归宿。三大改造完成以后,集体所有制经济建立起来了。由于资金、劳动力、生产规模的扩大,通过内部合理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在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经济内部,随着社有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在条件适宜的时候,基本核算单位也要由生产队向生产大队,再由生产大队向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过渡。而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再由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当然,这个过渡时期是长期的,此起彼伏的,最后也是必然会完成的。

  当然还会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在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仅不能实现这种过渡,而且还适得其反,发生倒退,退回到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致使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趋于瓦解。出现这种情况,不仅是由于此时集体所有制经济主要还是采用手工生产,比较落后的缘故,也是由于商品制度的存在对集体所有制经济产生的消极影响。当然还有其它方面复杂的原因。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不同经济形式的存在,是商品制度在社会主义社会得以存在的主要原因。这是因为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要进行结算的缘故。商品制度不仅存在于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经济之间,还存在于不同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以及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内部。这说明社会主义社会是存在商品经济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会产生分化。这样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就必然会在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在集体所有制度经济内部产生不同的利益分配。一部分厂矿企业可能会发展壮大,一部分厂矿企业可能会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浪潮中被淘汰掉。这种发展的不平衡会在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在集体所有制经济内部引起分化。这种分化如果任其发展的话,就会成为新的两极分化的经济根源。

  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就会使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发展面临重大挑战。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变化,又会使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发展面临失去资金、原料和市场的风险。这样全民所有制经济与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的有序循环就会被打破,不仅有可能导致全民所有制经济在发展中走向衰败,甚至还有可能改变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性质。因而能不能巩固和发展集体所有制经济,促进集体所有制经济向全民所有制经济的过渡,不仅是关系到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问题,也是关系到全民所有制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

  以上我们分析了集体所有制经济与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关系,以及集体所有制经济发展的不同趋向对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影响。其实,全民所有制经济自身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不同的发展趋向。

  全民所有制经济建立后,在发展过程中既存在机遇,又面临挑战,或者是巩固、发展和壮大,或者是被削弱,走向衰败。全民所有制经济在面临两种发展前景的情况下,即使抛开集体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影响暂且不论,单纯从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来看,为了巩固、发展和不断壮大全民所有制经济,防止其被削弱,进而走向衰败,就要在坚持全民所有制经济性质的前提下,探索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加强管理,改革创新,群策群力,实行民主,调动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使干部职工爱厂如家,以高昂的热情投身于工业化建设,解决全民所有制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使全民所有制经济得以健康发展。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由此看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虽然都属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相同,既存在着密切联系共同发展的一面,又存在着矛盾和斗争。这就要不仅正视而且还要解决两种经济形式之间存在的矛盾和斗争,搞好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创造条件推动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防止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瓦解和破坏,促进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顺利发展。

  (3)个体所有制。

  三大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中已经占了绝对支配地位,但是个体经济仍然存在。由于其固有的性质,在一定条件下还有可能卷土重来,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冲垮社会主义公有制大厦。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个体所有制经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中虽然所占比重极小,却分布极广,遍布于手工业、农业和商业领域。个体所有制经济就是小生产。小生产的历史绵长,当时还有其存在的社会基础。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国家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的现实要求出发,当时国家尚没有力量包揽整个社会需求的方方面面,而个体所有制经济又以其生产的适用性,经营方式的灵活性,渗透到社会需求的方方面面,能够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所需,还有着一定的生命力。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经济尚有着其存在的必然性,难以被消灭。这就是个体经济存在的社会背景。

  尽管个体所有制经济有其存在的背景,但是并不表明无产阶级政党可以对个体所有制经济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11]小生产就是个体所有制经济。个体所有制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会产生分化,一部分壮大了,一部分破产了。这样在分化的基础上,就会产生资本主义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列宁认识到在小生产存在的情况下,如果不对其发展加以限制和引导,就会产生资本主义和新生的资产阶级,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正是因为这样,他才向无产阶级政党发出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预警。

  由此我们看到,个体所有制经济的存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具有必然性,但是个体经济的发展却又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隐患。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对个体所有制经济保持清醒的头脑,采取限制、利用和引导的方针,既发挥个体所有制经济满足人们社会需要,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有利的一面,也要对个体所有制经济膨胀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保持高度警惕。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服务化水平的提高,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进步,最后将个体所有制经济逐步消灭掉。

  (4)生产资料所有制内部的矛盾运动。

  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内部存在着社会主义公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又是由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构成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内部就存在着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之间的矛盾。正是由于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才推动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发展变化。

  社会主义公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的性质不同,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矛盾。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当时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中占了绝对支配地位,而个体所有制经济所占比重很小,却分布极广。从两种经济发展的结果来分析,或者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消灭个体所有制经济,或者是个体所有制经济不加节制地发展,导致资本主义私营经济再次出现,最后颠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二者必居其一。

  从全民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在国家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和比重来看,对个体所有制颠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担忧似乎是杞人忧天。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千里长堤,溃于蚁穴,对这种状况绝对不能掉以轻心。这是因为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个体所有制经济在某种程度上还具有存在的必要性,同时社会上的私有观念以及落后习俗的广泛存在,构成了个体所有制经济发展壮大的社会基础。而个体所有制经济具有自发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熟视无睹,麻痹大意,默然置之,不是限制、利用,而是采取鼓励其发展的方针政策,就极有可能冲毁社会主义经济大厦,造成蚁穴溃堤的严重后果。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虽然都是公有制,在发展过程中却也存在着矛盾,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势:一是集体所有制经济顺利发展成为全民所有制经济;一是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瓦解,倒退回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最后导致全民所有制经济解体。集体所有制经济既有可能在前进的基础上成为全民所有制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也有可能在倒退的条件下成为全民所有制经济解体的分化因素。同样,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会成为集体所有制经济搞好的重要条件,反之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就会失去目标和方向,最终也难以逃脱瓦解和破产的命运。这就要求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人要保持高度警惕,采取有力措施,清除消极影响,妥善处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发展的矛盾,发展壮大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防止不利局面的出现。

  这样看到,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经济之间的矛盾运动,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两种趋向:一是个体经济发展为集体所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再发展为全民所有制经济;一是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在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后,倒退回个体所有制经济。个体所有制经济又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最后导致全民所有制经济性质的蜕变。这表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变质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人实行什么样的方针政策,就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2、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

  我们将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称为社会人际关系。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剥削阶级在我国已经被消灭了,工农群众成为国家的主人,旧的人际关系逐渐破灭,新的人际关系正在形成。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人际关系究竟又如何呢?

  (1)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确立。

  我们知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正是由于这样,才形成了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在奴隶社会表现为奴隶阶级和奴隶主阶级的斗争,封建社会表现为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阶级斗争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动力。在阶级社会里,由于剥削制度的存在,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是难以真正实现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摆脱了剥削和压迫的社会。由于消灭了剥削制度,人和人之间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被废除,这就为人和人之间平等关系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但是在剥削制度被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建立的最大障碍被扫除,但是阻碍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建立和发展的因素仍然存在。它们公开地或潜在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成为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建立和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给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确立和发展投下了巨大阴影,致使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建立面临着严重困难。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即使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阻碍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最大障碍被扫除了,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建立和发展还是无从谈起。这就要探究制约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因素,清除人和人之间关系上的巨大阴影。

  (2) 社会主义人际关系中的巨大阴影。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剥削制度已经被消灭了,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确立的根本障碍虽然被扫除,但是在人际关系的形成上仍然存在着不少阻力,面临着巨大的阴影。这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和注意,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当然全民所有制的企业,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在所有制方面还要有它的变化,有它的发展。但是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底的,总是不能没有限度的。例如,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的性质总还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当然将来还会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达到了这一步,它的性质,在一定时期内又会没有多大变化。可是在一定时期内,即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化的。例如我们的国营企业,解放以后,一直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而在这十年中间,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变化却是很大的。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要领导者采取平等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12]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建立起来以后,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管理问题。这是因为在一定时期内,所有制的变革总是有底的,在所有制比较稳定的时期内,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却是大有可为的。进行整风,改进管理,要领导者平等待人,以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通过改变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形成社会主义的人际关系,来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其实,管理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权利问题。要搞好管理问题,不仅要保证管理者必要的权力,而且还要保证劳动者能够行使民主权利。只有保证劳动者在行使民主权利的基础上,真正做到当家作主,才能搞好管理问题,建立社会主义人际关系。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在谈话中还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13]

  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一贯观点。毛泽东关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思想,具体表现为人民群众具有管理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等的权利。这就要不仅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而且还要在国家法律法规中体现出来。这是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建立和发展的关键环节。那么,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在形成过程中又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在形成和发展中虽然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是仍然存在着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并非人为想象的,而是客观存在的。这不仅在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在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上表现了出来,而且更在党内整风、“三反五反”、“四清”运动中有明显的表现。从这个时候的调研报告及材料中可以看到,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机关、企事业单位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问题,吃拿卡要,贪污受贿,作风浮夸,高高在上,实行家长制,缺乏民主法制观念,不平等待人,训人司空见惯,打人时有发生,当官作老爷的气息日益严重,有一些单位的领导者甚至已经蜕化变质,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正是因为这样,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毛泽东才说,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拿在我们手里,如白银厂、小站就是搞修正主义。[14]当时甘肃白银厂、天津小站的领导机构腐化变质的问题,并非个案,这在陈正人的调研报告上又显露了出来。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毛泽东看了陈正人在洛阳拖拉机厂搞社会蹲点情况的报告后一针见血地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还进一步指示,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15]

  其实,这些问题的存在并非个别现象,当时在相当程度上是具有普遍性的。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澜涛在发言中说,西北地区三百二十八个县市委和城市的市委,其中烂掉的、基本烂掉的、有严重问题的,共一百四十九个,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点六。李雪峰在会议发言中说,情况愈摸愈严重,山西八个重点县的县委,已烂掉三个,常委七十二人中有问题的三十八人。会议期间毛泽东批转江华的报告中说,他进村后,感受最深的是新的剥削、新的压迫的情况“确是普遍而严重的,很多基层单位已经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就他所在的那个公社来说,被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基层单位,不止三分之一。陆定一在发言中说,文化部全部烂掉了,整个单位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联合专政,并点了部长和几个副部长的名字。[16]

  这都是一些具体表现的实例。从中可以看到,当时不论是在全民所有制企业,还是在农村集体所有制企业,特别是在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鲜明地表现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集中体现在管理和干群关系上。当领导机关和管理机构变质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社会主义人际关系难以得到发展,就是业已形成的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巩固也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甚至还会遭到破坏和瓦解,这个时候再去谈论什么平等关系更是枉然了。

  从考察中可以看到,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建立并非是一帆风顺的。这是因为虽然消灭了剥削制度,扫除了人际关系确立的最大障碍,但是人和人之间平等关系的形成还面临着重重阻力,构成了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形成的严重制约因素。那么,为什么会存在这些制约因素呢?我们下面来分析这个问题。

  (3)影响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建立和发展的原因分析。

  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影响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建立和发展的因素仍然存在。这些因素成为建立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障碍,制约着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因而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和注意。

  出现制约因素的原因之一,是社会生产力还比较落后。毋庸讳言,当时我国社会生产力还比较落后,人们的生活水平仍然较为低下,这会对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建立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社会生产力的落后,生活水平的低下,一方面会成为旧的人际关系存在的条件,另一方面也会影响到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成为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建立的严重制约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既不能因为生产力的落后,生活水平的低下,就对旧的人际关系的存在无动于衷,姑息纵容,也不能以此为借口就对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建立失去信心,拒绝发展社会主义人际关系。这个时候要清醒地认识到,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落后,生活水平的低下,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在形成过程中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还会遇到种种挑战。这就不仅要从思想上保持警惕,还要采取措施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是发展社会主义人际关系,使其成为人和人之间关系主旋律的物质保证。

  出现制约因素的原因之二,是个体所有制经济仍然存在。从唯物史观来看,人和人之间关系的不同,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由于所有制性质的不同造成的。虽然人际关系在不同社会里有一些共性,但是从本质上来说,仍然是经济性质决定人际关系的性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产生社会主义人际关系,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所有制经济,产生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人际关系。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个体所有制经济,也就是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在我国仍然存在。个体所有制经济,从性质上来说仍然是私有制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如果不加以限制的话,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就会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17]这就是旧的人际关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也是社会主义人际关系推行的严重障碍。

  出现制约因素的原因之三,是仍然存在着社会分工。社会分工虽然客观上促进了人类的发展和进步,但是由于在分工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在阶级社会中形成了一个阶级占有另一个阶级的劳动。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消灭了阶级压迫,但是社会分工仍然存在。这种分工不仅表现在工农商学兵党政之间,而且还表现在各个单位机关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中间。社会分工中处于不同单位机关间的人们,特别是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能不能根据社会主义道德伦理的基本准则,在平等互助友爱的基础上进行交往,是社会主义和谐人际关系形成的迫切要求。这个时候是处于社会分工的高端还是低端,关键位置还是非关键位置,特别是掌握着权力、分管钱财和战略物资的人,是不是从谋求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利用在分工中所处的有利态势,破坏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准则,践踏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友爱互助关系,就成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中心环节了。这就要求对处于不同位置上的人员做好遵循社会主义道德伦理关系教育的同时,还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做好处于社会分工有利态势上的人的工作,使他们能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道德伦理准则。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出现制约因素的原因之四,是旧的人际关系的残余仍然存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虽然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对旧的风俗习惯和伦理道德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是由于这些东西存在的顽固性和长期性,不会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就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仍然残存在人们的头脑和交往中,左右着人们的实际行动,在相当程度上还制约着人和人之间的交往。这就不仅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形成,而且还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人际关系准则的发展出现重大冲突,成为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确立的严重障碍。这就使我们不能不警觉旧的人际关系的存在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将其清除掉。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面临着重重阻力,这既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落后和个体所有制经济的制约,也来自于社会分工的不同和旧的人际关系残余的影响。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才导致了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即使在取得了不少成就的情况下,仍然在发展过程中是举步维艰,步履蹒跚,面临着重重阻力。这就要求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在认清制约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建立和发展的因素的基础上,采取必要措施,扫除其障碍,清除其消极影响,使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大道越走越宽广。

  (4)人际关系发展的两种趋向。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扫除了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建立的最大障碍。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人际关系虽然取得了不少成就,却仍然笼罩着巨大阴影,存在着严重制约因素,致使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发展出现两种可能性:一是新风尚取代旧风尚,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在巩固和发展中最终形成,以平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伦理观念成为人际关系交往的基本准则;一是社会主义人际关系不仅难以获得巩固,而且还走向倒退,致使资产阶级和封建的道德伦理观念沉渣泛起,重新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中占据支配地位。我们不仅要对人际关系发展的两种不同前景保持高度警惕,而且还要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旧的人际关系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以便为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真正建立创造条件。

  3、按劳分配(资产阶级法权)。

  我们知道,产品分配形式是由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有什么性质的所有制经济,就有什么样的分配形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建立起来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应该实行什么样的分配方式呢?这种分配方式又存在什么问题呢?存在的问题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下面来研究这个问题。

  (1)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分配方式上实行按劳分配。这是因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这样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在分配方式上也就清除了过去的剥削,按劳动贡献的大小来进行分配了。经济性质决定分配方式。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建立,就没有社会主义按劳分配方式的产生。按劳分配方式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性质决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实行按劳分配的必要条件。

  (2)按劳分配中存在资产阶级法权。

  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概念,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最先提出来的。马克思在研究中发现,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虽然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起来了,但是由于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也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这个时候还必须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是按劳动者提供的经过若干扣除的劳动量来等量分配消费资料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清除了剥削,实行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因而是平等的。但是马克思在研究中发现,在这个平等原则的背后还潜藏着不平等,也就是分配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存在。那么,马克思是如何论述这个问题的呢?

  我们将马克思在论述这个问题时的文字引述如下:

  马克思说:“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全部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各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的一份。他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公共基金而进行的劳动),他根据这张凭证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一份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领回来。

  显然,这里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情况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之间的分配,那么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即资产阶级法权,下同。——引者注),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是平均来说才存在,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

  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要当作尺度来用,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在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作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作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因此,在提供的劳动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基金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的发展。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8]

  在引文中马克思提到的资产阶级权利,就是以前的资产阶级法权。后来在胡乔木主导下,新版译文才将资产阶级法权译作资产阶级权利。这是同一个概念,两种表述方式,实质上是同一个意思。我们现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为了与文革期间用语的一致性,仍然采用资产阶级法权的提法来进行论述。

  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共产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后来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刚刚脱胎出来的社会,在经济、道德和精神等诸方面还带有旧社会的痕迹。这个时候,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的建立,实行等量劳动交换的原则,每个生产者领回的消费资料所包含的劳动量,正好等于他所提供的产品在经过各种扣除以后的劳动量。也就是他为社会提供的产品的劳动量,经过若干必要的扣除以后,又以同样劳动量的消费资料的形式领了回来。他获得的报酬正好等于他提供的产品在经过各种扣除以后的量。

  这类似于商品交换中进行的等价交换原则。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后,消灭了剥削制度,劳动力不再是商品,不再为剩余价值生产了,因而内容和形式都变了。人们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它任何东西,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化为个人的财产。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之间的分配,才遵循商品等价物的交换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由于消灭了剥削,人们提供的劳动量在经过必要的扣除后又以同样劳动量的消费资料的方式领了回来,从形式上来说这种等量劳动相交换是平等的。但是平等的背后恰恰存在着不平等,正是这种平等掩盖下的不平等才被马克思称作资产阶级法权。

  马克思为什么把这种不平等称作资产阶级法权呢?

  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商品交换中遵循的等价交换原则,表面上是平等的,但是在商品交换的背后却是掩盖着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劳动力转化为商品,能够创造出剩余价值。在平等的背后掩盖着不平等,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这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社会,虽然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资产阶级法权被消灭了,但是在分配领域仍然存在着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这个原则同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交换中的等价交换原则一样,在形式上平等的背后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虽然这种不平等不是商品交换关系掩盖下的资本主义剥削关系,但是毕竟同在商品交换中所掩盖的剥削关系一样是一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分配领域的重大差别。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说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当然,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剥削制度已经被消灭了,在不平等中没有资本剥削了,因而原则和实践已经不再互相矛盾了。

  马克思又进一步解释说,这种看似平等的法权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是因为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不过是表现在用同一个尺度来计量。但是事实上由于生产者之间智力和体力的不同,因而他们提供的劳动就不同,从而领取的消费资料也就不同。同时,由于家庭负担的差异,即使在他们提供相同劳动、分得同等份额的消费资料的条件下,事实上消费资料在不同家庭成员间也会有不同的分配,有的人分得多些,有的人分得少些。要避免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这种消费资料分配上的差别反映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同样会形成人和人之间权利上的不平等。因而分配上的差异会对实行人和人之间的平等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这就说明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也是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的。

  马克思认为,这些弊病在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的发展。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个人的全面发展,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以后,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实行按需分配。

  马克思在这段论述中,对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进行了科学分析,揭示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制度具有平等和不平等的两重性,阐述了分配领域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的必要性,指出了资产阶级法权的消亡条件,为我们研究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提明了方向。

  按劳分配取代了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是在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以后建立的,这就是它的进步性。但是这种分配方式又承认人和人之间在获得消费资料上的不同,承认在分配方式上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这就是它的局限性。正是这种局限性,才决定了按劳分配最终会随着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过渡,必然会被按需分配所取代。我们既要看到资产阶级法权在当时存在的进步性,又要认识它的局限性,准确把握资产阶级法权在当时存在必要性的同时,又能够意识到它最终被消灭的必然性。

  (3)按劳分配的两种不同发展趋向。

  社会主义分配方式是按劳分配。按劳分配仍然存在资产阶级法权,表现在人和人之间在消费资料的分配上仍然存在重大差别。差别就是矛盾。这说明在分配领域还存在着社会矛盾。正是由于这种矛盾的运动,才推动着按劳分配在向着不同的趋向发生变化:一是在社会生产力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的基础上,按劳分配被按需分配所取代;一是资产阶级法权不断扩大,两极分化出现,按劳分配被破坏。虽然这两种发展趋向都是以按劳分配的消除为代价,结果却迥然不同。一个是向着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前进,一个是向着旧的社会退却。这就要求我们要高度重视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向,采取必要的措施,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防止两极分化,促进按劳分配向着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前进,避免其向旧的社会退却。这是一个严峻的任务。

  4、生产关系内部的矛盾运动。

  我们知道,生产关系分为三部分,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分配形式。在这三者当中,生产资料所有制起着决定性作用,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口分配形式又对生产资料所有制起着反作用。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的矛盾运动。

  在这种矛盾运动中,仍然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不仅在分配形式上存在,而且还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与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中存在。那么,资产阶级法权在这两个方面又是如何体现的呢?

  (1)生产关系内部存在资产阶级法权。

  前文我们引用了马克思的论述,分析了在分配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其实,资产阶级法权不仅存在于分配领域,而且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与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上也依然存在。列宁和毛泽东在这方面都有论述。我们下面看他们的论述。

  1)列宁关于生产关系内部资产阶级法权的论述。

  列宁认为,在生产关系内部,资产阶级法权不仅在分配领域存在,而且生产资料所有制上也依然存在。这是因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虽然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资产阶级法权基本解决了,但是在所有制结构上还存在着小生产的习惯势力,个体所有制。

  列宁对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资产阶级法权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在一九一七年撰写的《国家与革命》中,列宁一度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资产阶级法权在革命以后被消灭了。但是一九二○年在他撰写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又指出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小生产习惯势力上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

  列宁是如何谈论这个问题的呢?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道:“马克思不仅极其准确地估计到了人们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而且还估计到:仅仅把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还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点和‘资产阶级权利’的不平等,只要产品‘按劳动’分配,‘资产阶级权利’(即资产阶级法权,下同——引者注)就会继续通行。”

  “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权利’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限度内取消,即只是在同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资产阶级权利’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在这个范围内,也只是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权利’才不存在了。

  但是它在它的另一部分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对等量劳动给予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的不等量(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权利’。

  马克思说,这是一个‘弊病’,但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如果不愿陷入空想主义,那就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 人们立即就能学会不要任何权利准则而为社会劳动,况且资本主义的废除不能立即为这种变更创造经济前提。

  可是,除了‘资产阶级权利’以外,没有其他准则。所以就这一点说,还需要有国家在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同时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

  国家正在消亡,因为资本家已经没有了,阶级已经没有了,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阶级可以镇压了。

  但是,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因为还要保卫那个确认事实上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权利’。要使国家完全消亡,必须有完全的共产主义。”

  他还说:“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权利,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强制人们遵守权利准则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

  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甚至还会保留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资产阶级!”[19]

  从列宁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也就是社会主义阶段,即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资产阶级法权并没有完全取消,只是部分地取消了。部分取消是因为在经济变革范围内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变成生产资料公有制,只是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才不存在了。

  其实,这个时候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还没有实现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上还存在着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这是列宁后来才从实践中发现的,于是就在一九二○年他写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指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20]从这里可以看到资产阶级法权依然存在。这就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否则的话,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巩固政权。

  在产品分配领域,虽然“不劳动者不得食”和“对等量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但是对不同等的人的不等量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存在。这是因为在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出来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资产阶级法权还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这个时候虽然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但是国家却没有消亡。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到来以前,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仍然存在,还要保卫事实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

  由此我们看到,列宁肯定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的建立,肯定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从列宁的论述中可以看到,资产阶级法权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方面不存在了,但是却在小生产的习惯势力中仍然存在。同时,在分配领域由于实行按劳分配,资产阶级法权不仅存在,而且还占着统治地位。列宁在这里根据新的历史条件,突破了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法权在分配领域的判定,指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还残存着资产阶级法权。

  2)毛泽东关于生产关系内部资产阶级法权的论述。

  在马克思和列宁对资产阶级法权论述的基础上,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对生产关系内部三个方面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进一步深化了这方面的认识。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虽然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建立了,已经占了绝对支配地位,但是还存在着小生产的习惯势力,个体所有制。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毛泽东在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中说:“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21]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是赞同列宁的观点的。他认为虽然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有绝对支配地位,但是社会上还存在着小生产,个体所有制,这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也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资产阶级法权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这种资产阶级法权还要影响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产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形成人和人之间关系上的资产阶级法权。

  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上,虽然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了绝对支配地位,但是人和人之间的平等互助关系还没有真正确立,因而在这方面也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在郑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他说:“一部分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又说:“我们要恢复供给制,但要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还是必要的。”

  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22]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比如等级森严,不平等待人,摆老资格,老爷态度等等就是要破除。但也并非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的什么问题都要破除,比如在上下级关系上、在国家一定的强制力上,就不能破除。这就要弄清楚资产阶级法权在人和人之间关系上的范围,哪些属于资产阶级法权,哪些不属于资产阶级法权,属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就要破除,不属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就不能破除。在破除人和人之间的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上要慎重,防止走向极端。

  在分配方面,毛泽东在前文中已经谈到工资制、多劳多得问题不能破除,后来他又讲到按劳分配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破除,但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予以限制。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毛泽东在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中说:“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注: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23]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认为解放前中国跟资本主义差不多,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建立起来了,所有制方面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因而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除去所有制以外,现在中国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商品制度,这些与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由于当时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形式,个体所有制也仍然存在,因而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的存在还是必要的。但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导致新的分化,小生产有发展成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可能性。况且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存在。这构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正是因为这样,一旦林彪一类的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领导权,就很容易复辟资本主义。由于在社会主义阶段还不能破除分配领域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因而从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长远利益出发,就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其予以限制。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就是对其实行的限制措施之一。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对生产关系三个方面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了绝对支配地位,但是还存在个体所有制,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因而毛泽东既肯定了所有制变化对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又指出了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就是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存在。毛泽东还高度重视人和人之间以及按劳分配上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他提出要准确界定人和人之间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破除人和人之间关系上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因而在分配领域不仅仍然存在资产阶级法权,而且还居于统治地位。这就要对生产关系内部的资产阶级法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予以限制。

  3)列宁和毛泽东的论述告诉了我们什么?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在论述资产阶级法权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当时马克思论述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是已经消灭了商品制度的社会,生产资料业已全部归社会所有,因而他认为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资产阶级法权已经解决了,只是在分配领域中还存在着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法权。由于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必然会导致人和人之间在分配消费资料上存在着差异,因而在人和人之间关系上也存在着不平等现象。马克思当时还没有经过社会实践,因而他只是依据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进行了预测性的分析。

  列宁和毛泽东论述资产阶级法权的时候,就和马克思有了若干不同。他们以马克思的观点为指导,从当时社会实践出发,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论断,分析了生产关系内部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揭示了生产关系内部的矛盾运动。

  列宁在谈到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资产阶级法权时,他一方面说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范围内取消了,另一方面又指出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在成长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也就是说在个体所有制上还没有取消。列宁在承认分配领域某些社会主义原则业已确立的同时,不仅肯定了资产阶级法权在分配领域存在的必要性,还进一步指出了资产阶级法权在分配领域占据统治地位,这个时候的国家是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毛泽东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和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观点。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阶段,资产阶级法权在生产关系的三个领域仍然存在。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虽然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了绝对支配地位,但是仍然存在着个体所有制,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严重存在。这说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存在。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社会主义平等互助的关系尚未真正居于支配地位,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有重要地位,需要进一步破除。在分配领域,按劳分配的资产阶级法权还居于统治地位。这样不论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还是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及分配方式上,都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虽然程度有所不同,但是资产阶级法权在生产关系诸领域的广泛存在,构成资产阶级复辟的重要社会基础。因而就要进一步破除人和人之间关系上的资产阶级法权,对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配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予以必要的限制。

  列宁和毛泽东的论述告诉我们,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虽然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但是在生产关系诸领域中仍然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在生产关系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有的需要进一步破除,有的还要继续保存。这就要在破除的同时,还要对保存的资产阶级法权予以必要的限制,以便遏制住它的发展,并将其逐步消灭掉。

  (2)生产关系内部矛盾运动的发展趋向。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生产关系内部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在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分配领域还占有统治地位。这三者之间的斗争,构成了生产关系内部的矛盾运动。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虽然已经占居绝对支配地位,但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内部,仍然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实行“三有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自身还尚不巩固,存在着向全民所有制经济或私有制经济发展的两种可能性。同时这个时候个体所有制经济,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在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全民所有制经济也需要巩固和发展。因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经济上,存在着向着整个社会的全民所有制或者资本主义私有制方向发展的可能性。

  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上也是这样,存在着两种不同人际关系的斗争,或者是社会主义人际关系最终形成,或者是出现倒退,旧的风俗习惯和道德伦理观念沉渣泛起,再次趋于人际关系的支配地位。按劳分配中也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这种斗争会出现两种结果,或者是向着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按需分配的方向发展,或者是按劳分配被破坏,出现严重的倒退。

  由此我们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及分配方式上都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和斗争会出现两种结果,或者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巩固和发展,向着共产主义社会迈进,或者资产阶级法权进一步扩大,致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遭到破坏,进而出现严重倒退和复辟。在这种矛盾和斗争中,生产资料所有制起决定性作用,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及分配形式又起着反作用,在特殊条件下,也会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因而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对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建立和按劳分配的实行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建立和按劳分配的实行,又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否则的话,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就会遭到瓦解和破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及按劳分配之间同样存在着两重性,此不赘述。

  由此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内部充满着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和斗争不仅表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及分配形式上,还表现在他们之间的关系上。这种矛盾和斗争,既有可能向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巩固和发展的方向前进,也有可能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遭到瓦解和破坏,进而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这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生产关系范围内进行的矛盾和斗争。这就要求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要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保持清醒头脑,及时发现问题,采取果断措施,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消灭在萌芽状态。

  (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毛泽东说:“所谓经济基础,就是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24]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的内容相同,实际上是同一个概念针对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的两种不同表述。因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不仅标志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建立,同时也奠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因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的矛盾运动,也同样存在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内部,致使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出现两种发展的趋向:或者向巩固和发展的方向前进,最后被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所取代;或者遭到削弱和破坏,出现倒退,复辟资本主义。这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的逻辑。

  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出现,就要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这是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当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时候,就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当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时候,就阻碍乃至经济基础的发展。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出发,只有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才能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否则的话,旧的上层建筑就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这就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满足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需要。这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必然选择。

  (五)社会主义上层建筑。

  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道德和社会意识形态,构成社会的上层建筑。由此看来,上层建筑分为两部分:一是政治上层建筑,一是社会意识形态。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时候,就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反之,就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否则的话,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仅难以获得巩固,而且还会付诸于东流。因而能否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就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充分条件。这就要从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出发,从解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入手,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1、上层建筑在社会基本矛盾中的地位。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在这一基本矛盾中,矛盾双方之间的关系如何呢?

  毛泽东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矛盾、斗争、分解是绝对的,统一、一致、团结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有了这样的观点,就能够正确认识我们的社会和其他事物;没有这样的观点,认识就会停滞、僵化。”[25]

  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认为,矛盾的双方是对立的统一。斗争性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统一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正是由于斗争的绝对性,才推动了矛盾的发展变化,促进了新旧事物的更替。同样,正是由于统一的相对性,才保持了矛盾双方的基本稳定,决定了事物的基本属性。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这一基本矛盾也是这样。矛盾双方的不平衡,也就是斗争性是绝对的,而平衡,也就是统一性是相对的。正是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平衡、统一性,因而才构成了一定社会形态的阶段性,某个朝代统治的稳定性。这存在于社会形态和朝代的相对稳定的状态下。正是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不平衡、斗争性,因而才促进了社会形态的更替,改朝换代的实现。这存在于社会形态和朝代的突飞猛进的状态下。从这里可以看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就是平衡与不平衡、斗争性与统一性的对立统一。正是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才是人类社会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

  那么,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中,虽然生产力是最活跃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但是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终究还是建立在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适应之上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生产力能否迅速发展的充分条件。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对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得出了普遍性的结论。

  毛泽东说:“从世界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拿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简单的协作就创造了一种生产力。手工工场就是这样一种简单协作,在这种协作的基础上,就产生了资本主义发展第一阶段的生产关系。手工工场是非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一种改进技术的需要,为采用机器开辟了道路。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以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

  毛泽东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由此及彼,进一步揭示了一般规律。

  他说:“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在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以前,不存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中已经初步成长起来。在这点上,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有所不同。但是,这个一般规律,对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是适用的,基本上是一致的。”[26]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关系问题的谈话,实际上是他关于生产力发展问题上的辩证论的精彩阐述。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虽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由生产力的一定发展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要改变生产关系,就必然首先变革上层建筑。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举了英国工业革命的例子。工业革命是在英国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以后才发生的。不仅英国如此,法国、德国、美国、日本也是在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以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的。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有了充分发展的生产力,然后才改变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改变上层建筑,而后再变革生产关系,解决所有制问题。生产力是在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变革以后才大大发展的。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

  由此看来,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中,生产力是在建立了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后才大大发展的,而不是在这以前。从这里可以看到,当着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上层建筑不适合经济基础的时候,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个时候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已经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一般地说,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中,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着决定性作用;特殊地说,当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发展起到阻碍作用的时候,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就会起到决定性作用。虽然生产力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中最终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在特殊情况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又会起到决定性作用。这鲜明地表现在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上。这就是社会基本矛盾问题上的辩证论。

  2、政治上层建筑。

  由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在特殊情况下,上层建筑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会起到决定性作用。既然这样,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上层建筑,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也会起到这样的作用。因而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不能不研究政治上层建筑。那么,政治上层建筑在社会基本矛盾中又是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1)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是政权问题。

  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是政权问题,具体说来是由哪一个阶级来掌握政权的问题。阶级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远存在的,它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所谓阶级,其实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阶级之间存在着矛盾,在为本阶级的利益而斗争。国家就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由军队、法庭、监狱等国家机器构成。在社会生产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就要建立国家,掌握政权,镇压反抗,清除异己。阶级利益只有在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情况下才能够从根本上得到保护。因而政治上层建筑就是要解决到底由哪一个阶级来掌握政权的问题。这样政权问题就不仅是阶级斗争的首要目标,而且还是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

  (2)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

  毛泽东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就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27]要夺取政权,就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通过革命的方式,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途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昭示我们,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变的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是无产阶级革命,一是和平过渡。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夺取政权。修正主义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民主政治的建立,工人阶级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和法律,通过选举获得议会的多数席位,然后取得政权。到底是主张无产阶级革命还是赞成和平过渡,成为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区别开来的主要标志。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歧首先在第二国际内部表现出来,以列宁为代表的左派和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右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虽然右派在主要问题上占了上风,但是左派坚持原则,决不屈服,第二国际最后走向了分裂和破产。这种斗争也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分裂中表现了出来,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形成的背景。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利用一战造成的有利时机,领导了十月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来中苏两党也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并爆发了空前激烈的论战,不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向了分裂,而且还对中苏两党乃至两国的社会主义发展产生了迥然不同的影响。

  虽然是在革命还是和平过渡的问题上,出现过激烈的斗争,但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中可以看到,和平过渡是走不通的,至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通过和平过渡的方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转变,只有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才能够实现。这不论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还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上,都对此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就必须建立一个坚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从本国实际出发,将无产阶级组织起来,探索革命道路,制定战略战术,讲究斗争策略,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为什么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呢?

  马克思曾经对这个问题作出响亮的回答。

  他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28]

  他还说:“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29]

  他又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30]

  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专政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远存在的,是在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这是无产阶级维护自身利益,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根本保障。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在消灭了阶级差别、旧的生产关系和由此产生的观念以后,无产阶级专政才会退出历史舞台。从这里可以看到,不论是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还是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消亡,都是具有必然性的。

  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存亡的必然性。

  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有两种:一种是对内的,就是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一种是对外的,就是抵抗外敌入侵,维护国家安全。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维护劳动人民利益的根本保证。[31]

  抵抗外敌入侵和镇压国内叛乱,不过是无产阶级专政行使的主要手段。无产阶级政权是新型的政权,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不仅在国家制度中是这样规定的,而且更要见之于实际的行动。无产阶级政权建立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无产阶级在内的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以后,在如何维护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上,就要立足于社会实践,探索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方式和途径,以便采取必要措施来使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得到有效保障。

  能否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不仅反映了无产阶级在内的广大劳动人民的人心所向,是众望所归的,而且还要依靠无产阶级专政的保护。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保护,不仅难以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即使建立了,也无法获得巩固。因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镇压敌对破坏力量,是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根本保证。

  正是因为这样,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不仅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还要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巩固无产阶级政权。这是因为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仍然存在,他们还在时时准备反抗,企图复辟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而且还因为国际垄断资本的存在,要和国内的复辟势力结合起来,以便卷土重来,反攻倒算。同时也由于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也会产生腐化变质分子、缺乏经验以及其他复杂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是必要的。

  当着革命政权处在国内外阶级敌人进攻,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敢不敢运用无产阶级专政,来维护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镇压国内外资产阶级的反抗和进攻,是对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人的一个严峻考验。因而要不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要不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分水岭,而且还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正是因为这样,列宁才说:“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可以不超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圈子。把马克思主义局限于阶级斗争学说,就是阉割马克思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32]

  由此可以看到,无产阶级政权建立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无产阶级在内的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无产阶级专政是维护无产阶级政权的坚强保障。因而要维护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就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3)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来透射政权问题的重要性。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33]这是已被实践证明了的真理。

  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以后,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集中表现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上,直接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的斗争,从本质上说依然是围绕着政权问题来展开的,关键是要解决由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来掌握政权的问题。

  为什么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阶级斗争,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呢?

  其实,不仅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是这样,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不同社会形态中的阶级斗争也是这样。这是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规律。究其原因,还是由于在一定条件下上层建筑在社会基本矛盾中的决定性作用决定的。通过斗争,首先掌握政权,依靠国家机器作为后盾,进行经济基础方面的变革,确立本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治地位,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论是进行变革,还是为了巩固经济基础,维护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只有在掌握了政权的情况下才能够做到。因而马克思才说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4]列宁也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35]

  正是因为这样,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从本质上来说依然是政权问题,是要解决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来执政的问题,也就是政权的性质到底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对资产阶级进行专政。资产阶级专政,就是要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对无产阶级进行专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就是要通过阶级斗争来夺取政权,从根本上来说,这是由于政权问题(上层建筑)在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

  正是由于政权问题的重要性,所以才成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本质内容,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焦点。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来以后,怎样才能够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保持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不变,就不能不是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人考虑的首要问题。资产阶级总是千方百计地腐蚀无产阶级政权,在政权内部寻找他们的代理人,以便创造条件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就要对此保持高度警觉,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不断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政权的腐化变质,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出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正在为此进行着长期的、复杂的、时起时伏的、尖锐而又激烈的斗争。

  从社会实践中可以看到,一方面是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在每日每时地企图复辟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党和国家内部也在不断地产生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时机成熟,党内外资产阶级就会勾结起来篡夺无产阶级政权,将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对此必须保持高度警觉,要将这种状况的出现遏制在萌芽状态。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党内资产阶级往往是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采取修正主义的方式来复辟资本主义的。这是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的资本主义,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资本主义,是“挂着共产主义羊头、卖反共狗肉的”资本主义。[36]

  正是由于这样,已经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就要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保持高度警惕,不断通过革命实践的探索,找到一条打退资产阶级进攻,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不变,保持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不变,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中的新途径。同时,还要在社会实践中考查干部、检验干部、识别干部、任用干部,将广大党员干部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严防党内外资产阶级勾结起来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一旦在他们当中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动向,人民群众就要迅速行动起来将他们清除掉。这是一个艰巨而又紧迫的任务。

  由此我们看到,虽然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来了,但是还不巩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还未结束。我们不仅要从思想上认识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复杂性,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更要从实践中探索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新途径,使政权牢牢地掌握在忠实于无产阶级利益的人手中。

  (4)在拒腐防变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两种趋向:一种是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无产阶级专政逐渐消亡,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一种是无产阶级政权腐化变质,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二者必居其一。这就要求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竭力采取措施防止无产阶级政权的腐化变质,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出现。在此基础上,创造条件,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早日消亡而斗争。

  革命胜利以后,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这个政权不仅与以往的政权性质上迥然不同,而且在建立的初始阶段自身还比较弱小,也没有经验可循,在巩固和发展过程中又面临着国内外敌对力量的干扰和破坏。这种干扰和破坏既来自于外部,也存在于内部。不仅是由于国际上存在着垄断资本的力量,而且国内被推翻的反动势力仍然企图复辟,社会上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在每日每时地产生着资本主义。这构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同时共产党在掌握政权以后,党内骄傲自满腐化变质的现象也在潜滋暗长,如果不加限制任其发展的话,就会成为从内部搞垮无产阶级政权的力量,最终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些因素中,哪些才是最重要的呢?

  我们知道,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社会上被打倒的反动势力和小生产的习惯势力以及旧的思想意识,虽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条件,但毕竟是外部因素,而社会主义国家能否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专政是否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关键还是取决于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自身是否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出现腐化变质的倾向,走向修正主义道路。因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首先就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搞好执政后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使无产阶级政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沿着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执政党的腐化变质与无产阶级政权的变质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认为,执政党的变质是无产阶级政权变质的充要条件。这是由于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不仅领导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还在政权建立后处于核心领导地位。这样一旦共产党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无产阶级政权也就会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乃至于法西斯专政。共产党腐化变质会造成无产阶级政权的变质,无产阶级政权的变质又反映出共产党的腐化变质。因而要避免无产阶级政权的变质,就必须抓好共产党的建设,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不变。这是拒腐防变的中心环节,也是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首要的基本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民主,确切地说是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要求。

  其实,早在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和黄炎培谈话时就提到了这个问题。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患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说:“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听了黄炎培的这番见解后,毛泽东对他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听后由衷地赞叹道:“这话是对的。”“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37]

  后来毛泽东还说:“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38]只有真正实行了无产阶级民主,才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也只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够为无产阶级民主的实施提供坚强有力的保证。因而要保持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不变,就必须实行无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是保持无产阶级政权性质不变的必要条件。

  这就不禁使我们深思,什么才是无产阶级民主呢?如何才能够通过无产阶级民主,使人民群众成为监督共产党腐化变质的有效制约力量呢?这种监督又与共产党的领导、党员干部行使权力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怎样才能“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呢?[39]

  这就要求共产党在实践中探索践行无产阶级民主的方式。不仅要进行党内整风,还要实行开门整风,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将广大人民群众动员起来,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监督执政党,使得无产阶级民主能够真正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在实践中逐渐探索出一条无产阶级民主之路。

  从社会主义民主的探索中可以看到,单单依靠党内整风,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通过正常的民主途径来解决防止共产党腐化变质的问题,在实践中遇到了不少困难和阻挠。由于领导干部缺乏自律意识,压制党员干部和群众的不同意见,个人专断和官僚主义作风日益严重,违反政策法规,破坏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党内监督难以真正发挥作用,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也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这样就使得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制约行同虚设,党员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变质分子也就难以得到及时清除。这个时候,一旦党内特别是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又怎么能够通过民主程序将修正主义消灭掉呢?

  到底怎样才能够使共产党始终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不变,防止党内特别是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呢?即使出现了修正主义,又怎么能够及时将其清除掉呢?

  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修正主义已经成为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当时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已经在苏共党内居于统治地位,苏联共产党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中共党内也出现了“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现象。[40]

  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修正主义进行认真思考后认为,党内出现修正主义,特别是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危害更大。中国有走修正主义的社会阶层,人数虽然不多,分布却相当广泛。[41]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在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制度下,依靠正常的党内民主程序就难以解决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这就要寻找新形势下的民主之路。毛泽东在进行反复思考后,才不得不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式。他觉得只有通过充分发动群众,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形成对修正主义的强大监督制约力量,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才能将党内出现的腐化变质现象清除掉,有效防止修正主义的出现。[42]

  当然,在进行无产阶级民主的探索中,对于资产阶级民主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既不要全盘否定,也不能盲目吸收,而要立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创造性地探索出一条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道路。无产阶级民主是最广大的民主,真正的民主,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有力保证。我们不仅要认识到无产阶级民主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中的极端重要性,还要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使得广大人民群众能够真正行使无产阶级民主。

  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具有敢于斗争的精神,组织群众教育群众,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鉴别分析能力,增强他们进行革命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自觉地践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不仅要认识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在哪里,而且一旦自己的根本利益遭到危害,处于革命斗争的紧急时刻,就要挺身而出,英勇奋斗,投入文化革命的洪流,发挥主力军的作用,为捍卫无产阶级政权而战。

  在无产阶级民主探索过程中,我们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无视大局,盲目行动,搞极端民主化的“左”倾机会主义;一种是打着探索的旗号,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照搬西方民主的右倾机会主义。我们要对这两种倾向从思想上保持高度警惕,防止它们扰乱探索的正确方向。

  总之,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虽然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个政权还不巩固,在发展的过程中,还面临着腐化变质的危险,搞不好的话,还有可能出现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加强党的建设,探索无产阶级民主在新形势下的实现方式。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由之路。

  (5)政治上层建筑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的作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一定条件下,上层建筑在社会基本矛盾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由于政治上层建筑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而政权问题又是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因而政权问题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以后,就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是否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与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出现的主要分歧,也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焦点。

  无产阶级政权在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着腐化变质的可能性。导致无产阶级政权腐化变质的力量,既来自于外部,也来自于内部,来自内部的力量对政权的腐化变质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就会因为出现变质而垮台,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也就失去了政权。随着政治上层建筑发生的根本性变化,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会遭到毁灭性破坏,工农群众也就由国家的主人沦落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资本主义复辟也就出现了。

  为了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就要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民主之路,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使掌握权力的党员干部及工作人员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保持共产党和政权的性质不变,这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然选择。

  3、社会意识形态。

  社会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意识形态,必须同经济基础的性质保持一致,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否则的话,就会对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那么,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在社会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我国到底应该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意识形态呢?

  (1)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建立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而后进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一九五六年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我国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与发展的必然要求。而意识形态作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就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必然要求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就要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必然要对旧的社会意识形态进行根本的改造,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地位。这是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必然选择。

  生产资料所有制上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历程,其实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过三次比较大的斗争。这就是一九五一年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一九五四年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一九五五年关于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宗派主义的批判。值得注意的是,这三次批判都是在中央宣传文化领导部门熟视无睹,无动于衷的情况下,最后在党的领袖的毛泽东直接介入下才发动起来的。这三次思想文化批判,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意识形态方面存在阶级斗争的反映。通过三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创造了重要条件。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名义上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指导地位。但是意识形态方面是不是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不是真正建立起来了,能否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了呢?在意识形态方面还存在不存在阶级斗争呢?这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要依赖于客观实际的证明。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对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做出准确的判断。

  (2)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

  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标志着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并没有真正解决,仍然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

  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论述。他说:“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43]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讲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还进一步说明了存在的原因。他特别指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这种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这是毛泽东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的情况下,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对国内外形势进行分析后作出的判断。为此,他谆谆告诫全党:“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要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44]

  由此我们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就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敏锐地指出虽然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了,但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这方面谁胜谁负的斗争并没有真正解决,这就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前瞻性预见。

  其实,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说到底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从性质上来说,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思想的斗争,反映到世界观上,就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意识形态方面不仅存在阶级斗争,而且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这方面谁胜谁负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个判断并非来自于人的主观世界,而是社会实践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意识形态方面本来就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这种斗争反映到世界观上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这种斗争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仍然存在,并在一定条件下还有激化之趋势。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和一九五七年中国的右派进攻就是重要表现。

  正是因为这些事件的出现,才使毛泽东以此为突破口,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认识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这不是毛泽东的主观判断,而是他认真思考后得出的科学结论。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继续研究和分析这个问题,提出了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

  有人可能会问,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为什么在意识形态方面还存在着阶级斗争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问题为什么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呢?

  其实,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阶级斗争,并不是孤立的。这是因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虽然从根本上消除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给资产阶级思想以沉重打击,但是经济基础领域毕竟还存在着阶级斗争。同时,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的思想并没有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被消灭掉,而是仍然存在。在意识形态方面,旧的剥削阶级的思想还在不断侵蚀无产阶级思想,并在意识形态方面攻城略地,向无产阶级思想发起反攻,两种思想和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仍然未分胜负。

  这种剥削阶级的自私自利的思想弥漫于整个意识形态,顽固地存在于人的头脑中,与无产阶级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形成了无产阶级和剥削阶级两种思想的斗争,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上集中表现了出来。这说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不仅仍然存在,还顽固地潜藏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死灰复燃,卷土重来。这就要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逐步将其消灭掉。

  从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来分析,这种斗争的本质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夺取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性质上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思想的斗争,根本目的是为了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

  在意识形态方面,领导权在无产阶级手中还是资产阶级手中,直接关系到由谁来控制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掌握了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就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使无产阶级思想理论和道德伦理观念占领意识形态阵地,成为指导人们的行为准则,进一步为无产阶级政治和经济的巩固和发展服务。资产阶级一旦掌握了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占领了意识形态阵地,就会使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和道德伦理观念成为指导人们的行为准则,破坏和瓦解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进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舆论氛围。不论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只有在掌握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情况下才能够做到。因而两个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斗争的实质,就体现在对领导权的争夺上。

  尽管这个时候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业已基本完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领导地位的确立奠定了政治和经济基础,但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仍然进行的激烈斗争表明,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尚不巩固,并没有能够得到真正的行使,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斗争的实质还是领导权问题。

  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从性质上来说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思想的斗争。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着无产阶级的斗争,资产阶级思想指导着资产阶级的斗争。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两种不同性质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直接关系到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思想来占领意识形态阵地。

  从性质上来说,这两种思想是对立的,无产阶级思想必然会排斥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也必然会排斥无产阶级思想。但是,这两种思想的斗争却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两个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为本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从总体上说,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方面成了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来、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基本完成以后的避难所。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认清这两种思想的不同性质,还要将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斗争与本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才能够真正认识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斗争的重要意义。

  意识形态方面斗争的根本目的,是为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斗争在于争取群众。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反映了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不论是确立哪一个阶级的世界观,关键是要运用这个阶级的思想理论来武装头脑。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的斗争中,无论哪一个阶级掌握了领导权,就便于这个阶级的思想理论获得统治地位,进而使这个阶级的世界观在社会上获得广泛接受,奠定本阶级统治的思想基础。从这里可以看到,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中,从意识形态方面来说,拥护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关键体现在是运用无产阶级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思考问题上。这就要改造人的世界观,使更多的人接受本阶级的世界观,反对对立阶级的世界观。鉴于世界观直接决定着人们的认识和行动,因而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就要开展两种世界观的斗争,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反对资产阶级世界观,使无产阶级世界观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意识形态方面还存在着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的阶级斗争,从性质上来说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从实质上来说,就是由哪一个阶级来掌握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根本目的是确立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直接影响到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状况。无产阶级只有在斗争中掌握了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才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占据统治地位,使广大人民群众形成无产阶级世界观,取得意识形态方面斗争的胜利。

  (3)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发展的两种趋向。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并没有能够真正得到解决。这就预示着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中会出现两种趋向:或者是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中战胜资产阶级,取得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胜利,或者是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中战胜无产阶级,取得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胜利,二者必居其一。

  在无产阶级已经掌握政权,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为什么还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呢?

  这是因为虽然这个时候无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中也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统治地位还没有确立的缘故。无产阶级还要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激烈的斗争。这就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文化来武装头脑,将无产阶级思想文化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革命和建设的精神动力,自觉地将无产阶级伦理道德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虽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失去了统治地位,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思想文化的统治地位仍未撼动,还是影响着人们世界观和行为的决定性力量。因而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斗争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还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这种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组成部分,具有决战的意义,直接关系到中国到底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种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可能还要出现反复。这种反复也就意味着斗争结果的不确定性,无产阶级既有可能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取得胜利,掌握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权,也有可能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失败,失去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权。不论是哪种结果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造成的。

  这就要求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认识到意识形态方面斗争的严峻性和必要性,不仅要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要在斗争中注意方法,改进策略,动员群众,宣传群众,既要大张声势,发起凌厉攻击,又要和风细雨,润物无声,攻下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最后堡垒,取得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最终胜利。同时,我们还要看到,资产阶级虽然在政治和经济上失去了统治地位,但是并不甘心于退出历史舞台,还潜伏于意识形态方面进行负隅顽抗,妄图以意识形态方面为阵地对无产阶级发起反攻,利用在意识形态方面暂时存在的优势,夺取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

  我们不仅要正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的斗争,还要高度重视斗争中出现的两种趋向。不论出现哪种趋向,说到底不过是由谁来掌握意识形态方面控制权的问题,是由哪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来支配人们的思想与行为的问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斗争中已经取得了基本胜利,这就为继续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造了有利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够巩固政治和经济上的胜利成果。同样,资产阶级在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中,已经在政治和经济上遭到了失败,这当然会使其在意识形态方面与无产阶级的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在总体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在意识形态方面仍然占有优势。这样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包括新生的资产阶级)就要以此为阵地,向无产阶级思想文化发起反攻,在巩固其意识形态方面地位的基础上,准备进一步向无产阶级发起进攻。

  当然,我们还要从宏观上去认识这种斗争状况。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斗争的表现,是和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构成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总体斗争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的进一步发展,斗争的不同结果又会对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产生迥然不同的影响。

  正是因为这样,作为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不仅要认识到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阶级斗争,还要看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这方面谁胜谁负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还存在着两种斗争结果。这就要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中,不仅要认识到这种斗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不能掉以轻心,更要保持高度警惕,采取措施,创造条件,为无产阶级掌握意识形态的控制权而斗争,争取无产阶级在斗争中能够取得胜利。

  由此我们看到,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斗争还没有真正解决,意识形态方面斗争的结果具有两种发展的趋势,或者是无产阶级掌握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权,或者是资产阶级掌握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权。从这里可以看到,进行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只有将这方面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搞好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才能取得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彻底胜利。

  (4)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影响。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斗争并没有能够真正解决,到底是由哪个阶级来掌握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权还要通过双方之间的斗争来决定。那么,意识形态方面斗争的结果会对社会的发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出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时候,就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反之就会对经济基础的发展起到破坏或瓦解的作用。由此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需要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只有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才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反之就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然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需要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那么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出发,也就必然需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是因为旧的意识形态只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只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会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与发展。社会意识形态与政治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下文还有论述,此不赘述。

  如果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就意味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真正占据了领导地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建立起来了。广大人民群众有了共同的思想文化基础、世界观和道德伦理及行为准则,就会排除私心杂念,凝聚共同力量,形成统一步伐,进行一致行动,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人们改造客观世界和自己主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只有这样才能够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壮大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形成人和人之间的新型人际关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使社会主义不断在巩固中向前发展。

  如果资产阶级在斗争中取得了胜利,那么不仅旧的意识形态仍然存在,资产阶级掌握着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还会使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在意识形态方面占据统治地位,成为指导人们的道德伦理和行为准则,进而左右着人们的意识和行动。这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必然会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扭曲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扩大乃至恢复已经被消灭的资产阶级法权,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

  由此我们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的斗争,是直接关系到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还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问题。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意识形态,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截然不同的作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会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则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只有将这两种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不同作用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发现进行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真正意义,才能够理解进行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和严峻性。

  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影响是深远的。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结果,不仅影响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和命运,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决战。这就要求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从思想上认识到进行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重要意义,将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取得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胜利。

  4、上层建筑内部的矛盾运动。

  我们知道,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道德和社会意识形态,构成社会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有两部分组成,一个是政治上层建筑,一个是社会意识形态,那么在上层建筑内部,这两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一九六二年秋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在批判翻案风时说道:“现在不是小说、刊物盛行吗?利用小说来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这是搞上层建筑。”接着,他提出一个理论观点:“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他先要搞意识形态。”毛泽东提出的这个问题,从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夺取政权的斗争看,是一个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很值得重视。[45]

  毛泽东在这里指出了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两者之间存在的关系问题,着重说明了意识形态对政权巩固的能动作用。不论是革命阶级还是反革命阶级,为了推翻敌对阶级的政权,自己能够掌握政权,总是要先制造舆论,控制社会意识形态,为下一步夺取政权做准备。因而社会意识形态对于政治上层建筑的巩固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这就要高度重视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高度警惕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对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侵蚀和破坏,掌握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权,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

  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方面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呢?

  一般说来,政治上层建筑决定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又反作用于政治上层建筑。这种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具有决定性意义。当社会意识形态适应政治上层建筑的时候,就会促进政治上层建筑的巩固和发展,反之则会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政治上层建筑的巩固和发展,需要与其性质相同的社会意识形态来适应。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需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只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能对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起到巩固和发展的作用。否则的话,旧的社会意识形态就会对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这就是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

  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标志着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的基本建立。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从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出发,这个时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立就成为一个迫切的任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立,就是要由无产阶级去掌握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同时还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占领意识形态阵地,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成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世界观得到根本改造,把共产主义世界观作为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基本准则。这才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立起来的主要标志。因而我们要从实际上而不是名义上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立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够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这是关系到能否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

  从政治上层建筑的发展中可以看到,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以后,仍然有可能出现腐化变质的倾向。这种腐化变质的产生,首先是从世界观的蜕变开始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变成资产阶级世界观,进而出现革命意志衰退,腐化堕落的问题发生,最后政权倾覆,走向失败。从这里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不仅是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关键所在,也直接影响到政治上层建筑的巩固和发展。

  由此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建立起来以后,这个政权能否得到巩固而不发生变质,关键是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不变。要使政党的性质不变,则取决于这个政党的成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其中主要是高层领导干部乃至于中央领导人,是不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武装头脑,是不是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能不能继续执行群众路线,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占领意识形态阵地,使共产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不仅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而且也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强大思想武器。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之间不仅是对立的,而且统一于上层建筑中。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就是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两者之间的统一性具体表现在人的世界观的改造上。虽然政治上层建筑主要是政权问题,社会意识形态主要是思想意识问题,但是不论是在政治上层建筑还是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都涉及到具体的人,就是要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党员干部的世界观进行根本改造,消灭资产阶级世界观,建立共产主义世界观。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掌握意识形态方面领导权的必由之路。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沉痛教训犹为发人深省。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中,不论是苏共还是东欧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都失去了领导权,在无产阶级世界观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中打了败仗,进而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成员蜕化变质,最后导致共产党垮台,政权易手。这不仅反映出意识形态方面仍然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进行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必要性,还进一步说明了这种斗争一旦失败就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在上层建筑内部是矛盾的统一。政治上层建筑决定社会意识形态,同时社会意识形态又反作用于政治上层建筑。当它适应政治上层建筑的时候,就促进政治上层建筑的发展,否则就会对政治上层建筑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正是由于这样,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资产阶级要搞垮无产阶级专政,就要先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因而意识形态方面仍然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

  从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中可以看到,或者会巩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进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或者会破坏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进而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复辟资本主义。这就要从上层建筑内部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运动出发,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巩固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清除修正主义分子,使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在不断巩固中得到发展。

  (六)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来分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前文我们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状况。正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才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既有可能在巩固的基础上向前发展,也有可能出现后退,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这就要求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深刻研究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使社会主义社会在巩固中不断得到发展。

  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关系中我们知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就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会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当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时候,就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反之则会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在一定条件下上层建筑会对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

  在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既要看到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又要认识到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

  一般地说,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着决定性作用。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因而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实际上就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生产力在这一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特殊地说,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实际上就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运动,上层建筑在这一基本矛盾运动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要想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要建立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了,但是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表现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个体所有制经济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内部表现为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的矛盾。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虽然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而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是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尚未真正形成。分配领域仍然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因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虽然建立起来了,但是在其内部还存在着严重复杂的矛盾运动,社会仍然具有向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两种可能性。

  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就是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以后,确实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因而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必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只有建立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才能满足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形成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否则的话,旧的上层建筑就会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最终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出发,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以后,必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这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那么,在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进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当时的上层建筑又如何呢?

  我们知道,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构成社会的上层建筑,当时在上层建筑领域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这种矛盾既存在于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内部,也表现在它们之间。在政治上层建筑内部存在着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政权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变质的严重隐患。意识形态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这方面谁胜谁负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不论在政治上层建筑还是社会意识形态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仍然进行着严重的斗争。

  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之间也存在着严重的矛盾。政治上层建筑决定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又反作用于政治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一旦变质,资产阶级专政建立,就会直接导致资产阶级掌握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同时资产阶级一旦控制了意识形态,也会导致无产阶级政权的变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不论是革命的阶级还是反革命的阶级,都是先要制造舆论,控制意识形态,然后夺取政权,再变革经济基础。不论是政治上层建筑还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变质,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由于世界观的变化引起的。虽然政治上层建筑掌握在无产阶级政党手中,但是一旦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抛弃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接受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那么就会发生政权变质,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后果。

  不论是人民群众还是党员干部,能不能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对于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是否变质至关重要。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如何才能够保证领导权始终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如何才能够使无产阶级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如果使广大人民群众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就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迫切任务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虽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了,但是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可以看到,不论生产关系(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隐患。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存在的不同所有制经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分配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构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存在的无产阶级政权变质的倾向,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阶级斗争,会直接引发资本主义复辟。人的意识决定人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出现失利,那么资产阶级就会控制意识形态,资产阶级世界观就会成为人们特别是党员干部的行为准则,无产阶级政权也就变质了。随着资本主义在上层建筑的复辟,必然会造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深刻变化,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会遭到瓦解和破坏,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会死灰复燃,又处于社会的支配地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已经从实践上对此做出响亮的回答。

  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就要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以后,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上层建筑上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的方式,确保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中,保持政权的性质不变,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掌握意识形态方面斗争的控制权,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促进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

  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要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要进行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了。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出发,要求建立与其适应的上层建筑。既然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要进行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那么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势必也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了。

  不论是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进行的,因而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之后进行的,因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叫作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由此看来,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所进行的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发展,因而才被称作继续革命。这就是继续革命的由来。

  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虽然建立起来了,但是在其内部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矛盾。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虽然掌握着政权,但是政权确实存在着变质的倾向,同时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仍然存在。为了防止无产阶级政权变质,夺取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胜利,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否则的话,不仅会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会进一步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因而我们说正是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

  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

  从前文分析中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既然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那么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那么,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又是什么呢?

  为什么必须确立社会的主要矛盾呢?这是由主要矛盾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那么主要矛盾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又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呢?

  (一)主要矛盾的地位和作用。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为什么必须确定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呢?这是因为主要矛盾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主要矛盾的判定,是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依据,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

  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到底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

  他说:“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1]

  从毛泽东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主要的矛盾对事物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规定或着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个主要矛盾就是事物发展的纲,只要抓住了这个矛盾,并且予以解决,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由此可以看到,主要矛盾决定着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只要抓住了主要矛盾,并将主要矛盾作为工作的中心,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就能够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研究问题的时候,不仅要抓住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还要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主要矛盾的性质是由其主要方面来决定的。毛泽东说:“在各种矛盾之中,不论是主要的或次要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又是否可以平均看待呢?也是不可以的。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的。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2]

  由此我们认为,在抓住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以后,还要研究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这个主要方面决定着主要矛盾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这就是两点论中的重点论。抓住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就能够解决主要矛盾。解决了主要矛盾,就驾驭了事物的发展方向。

  社会主要矛盾是由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的。那么在社会基本矛盾的问题上,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也进行了深刻的论述。

  他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主义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3]

  从毛泽东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一般情况下,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着决定性作用;特殊情况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又会起着决定性作用。在社会基本矛盾问题上,唯物主义者表现出两种态度:一种是机械唯物主义态度,只承认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而否认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另一种是辩证唯物主义态度,承认在一般情况下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承认在特殊情况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我们要坚持辩证唯物论,反对机械唯物论,这就要对社会基本矛盾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正是由于这样,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又起着决定性作用。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在研究社会矛盾的时候,只有抓住了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才能够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发展中纲举目张,一目了然,如同拨开云雾而见青天,踏着时代跳动的脉博前进。也正如毛泽东说的那样:“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4]

  (二)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

  我们知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那么,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又是如何决定社会主要矛盾的呢?

  其实,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仅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正是由于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才推动了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这一基本矛盾是在人类社会产生以后才出现的,不仅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还是人类社会前进和发展的根本动力。

  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既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那么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始终的这一基本矛盾,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其主要矛盾又是如何呢?

  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奴隶阶级和奴隶主阶级的矛盾是奴隶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虽然社会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体现为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但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由此看来,阶级矛盾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社会发展变化的主要动力。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那么,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又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因而这一基本矛盾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只有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才能够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就要处理好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随后进入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这个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为了解决这个主要矛盾,进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生产关系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个时候虽然生产关系领域的阶级矛盾仍然存在,但是毕竟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了。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基本建立后,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就成为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实践调研和理论探索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现,当时的上层建筑并不能满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要求。这个时候无产阶级掌握着政权,马克思列宁主义名义上也在意识形态方面居于统治地位,当时的上层建筑虽然具有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要求的一面,但是随着矛盾的展开,其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一面逐渐暴露出来,发展的态势特别令人担忧。这说明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还没有能够真正建立起来,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个领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不仅仍然存在,而且还是主要矛盾的缘故。

  这样看来,阶级矛盾在经济基础领域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了,但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还是主要矛盾。那么,这个时候在上层建筑领域仍然是主要矛盾的阶级矛盾,还是不是整个社会的主要矛盾呢?

  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出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种反作用还表现在一定条件下上层建筑会对经济基础的发展会起到决定性作用。当上层建筑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时候,就会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推动社会主义向着共产主义迈进。当上层建筑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时候,就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致使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不仅难以获得巩固和发展,还会付诸于东流,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虽然经过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阶级矛盾在经济基础领域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了,但是在上层建筑领域阶级矛盾不仅仍然存在,而且还是主要矛盾。这就说明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还没有能够真正建立,难以满足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上层建筑就会破坏和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这个时候的阶级矛盾不仅仅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主要矛盾,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我们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做出这个判断,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决定的。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的运动出发,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基本建立以后,在经济基础领域阶级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必然要求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这个时候的上层建筑虽然具有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一面,但是其不适应的一面不仅仍然存在,而且日益暴露出来,呈严重发展之势。这说明阶级矛盾在上层建筑领域不仅仍然存在,同时还处于主要地位。由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决定性作用,还影响着整个社会的走向,因而阶级矛盾就不仅是上层建筑领域,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由此看来,社会主要矛盾是由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的。

  (三)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是在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产生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为什么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呢?在主要矛盾问题上,党内又出现过什么样的分歧呢?我们下面来研究这个问题。

  1、毛泽东质疑中共八大政治决议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呢?

  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共八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提出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虽然对此并不赞同,却也没有立即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判断。他对这个问题比较慎重,没有匆忙表态,而是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仍然在进行着观察和思考。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九月二十七日下午,在八大闭幕会上,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决议的核心,是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和据此而作出的关于党和国家主要任务的规定。

  决议说:“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又说:“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5]

  这是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那么,在通过这个决议的时候毛泽东是什么态度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八大闭幕不久,毛泽东对决议中的一句话的提法表示怀疑。这句话是:“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关于这件事情,参加决议起草工作的邓力群有一个回忆,他说:“我记得,大概是(八大闭幕)两个星期以后,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提出怀疑。他说列宁讲的是亚洲和欧洲比较,你们讲的是自己与自己比。陈伯达向我们传达过毛主席讲的这个意思。”。

  这一句话,在决议的历次修改稿上都没有,九月二十七日凌晨大会主席团常委会通过的稿子上也没有,那是在大会闭幕式开会前临时加上的。急急忙忙地送毛泽东看过,就印发大会了。

  据胡乔木后来说:“这个问题是陈伯达提出的,陈伯达找了康生,这时大会已经快闭幕了。他们商量了一个修改的意见,把我找去。陈伯达搬出列宁的《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篇文章的一些话作为依据,说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问题。然后我和陈伯达两个人去找毛主席,把修改的方案拿给他看,他琢磨了半天以后,同意了。他说,好,赶快去印。”[6]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八大闭幕式通过政治决议前夕,毛泽东在审阅八大政治决议(草案)时就认为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有问题,只是由于闭幕式就要召开了,时间很紧,来不及再商讨,况且这个问题的表述也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当时也就同意了。从中不难看到,毛泽东对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是持保留态度的。因而在八大闭幕后不久,他就对这个问题表示了不同意见。

  后来,随着毛泽东对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思考的进一步深入,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明确表态,多次批评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五七年四月上旬,毛泽东在杭州。当有人问道,八大决议指出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现在又讲人民内部的矛盾,对这几种矛盾的关系,不知怎样才是完整的认识?

  毛泽东说:八大决议关于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犯了个错误,理论上是不正确的。有的同志说,所谓落后的生产力是与外国比较的,是与将来比较的。为什么要与外国比呢?与外国比有什么意义呢?有矛盾,是指生产力本身由落后到先进。生产力怎能与外国比呢?我们的生产力与苏联、美国比是落后。比中国,怎么能说是落后呢?比蒋介石,比一九五○年,不是先进吗?有些同志说这是与将来比的,将来有一万万吨钢。那是将来的事情嘛。如老柯(指柯庆施。—引者注)十几岁的衣服很小,现在穿就发生问题了,在当时穿起来是合身的。所以不能这样比。这样比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这个错误如何纠正,请大家想办法。”[7]

  十月九日,八届三中全会的闭幕式上,毛泽东在谈到八大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时说:“‘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8]

  后来毛泽东六十年代初在谈到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时说: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八大第一次会议的政治决议中说,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提法不对。半年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突出起来,我们很多同志就觉悟了,并且采取了正确的办法解决这个矛盾。[9]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是在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特别是在认识到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后,才明确指出八大政治决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是错误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就已经做出了这个判断。这个时候虽然他还没有提出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却已发表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对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提出的批评,显然是他在对我国社会矛盾问题深入思考的结果。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存在不同意见的。由于当时时间紧促,对这个问题还要进行深入的观察和思考,在这种情况下他才没有反对政治决议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而是暂时保留了自己的意见。从文献资料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后来,经过实践的考察和理论的思考,他才将阶级矛盾确立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明确指出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是错误的。

  2、关于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历史考察。

  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如何认定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就摆在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中共八大政治决议将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确立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虽然对此表示了质疑,却也没有明确做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看来,他对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极为慎重,还要从理论和实践上予以观察和思考。毛泽东是以一九五七年发生的右派进攻和反右派斗争及此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若干重大事件为突破口,在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以后,才将阶级矛盾确立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

  (1)毛泽东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

  毛泽东虽然对八大政治决议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不满,却也没有立即确定社会的主要矛盾,他还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索和思考。这可以从业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上得到验证。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五六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甘肃省委向中央提出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个矛盾,应当以哪个为主,毛泽东说,还要看一看,没有答复。[10]

  这里的敌我矛盾实际上是指阶级矛盾。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在人民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哪个为主的问题上,毛泽东并没有立即予以答复,表示还要观察和思考。但是,随后不久毛泽东却在讲话和谈话中倾向于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了。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四日,毛泽东在给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的复信中,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社会矛盾状况作了初步的分析:“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11]

  从中看到,毛泽东认为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以后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了,这就要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解决。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七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他还说:“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12]

  毛泽东提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社会主义制度还有一个建立和巩固发展的过程。这个时候提出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便于集中全国人民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然是十分必要的。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下午的全国宣传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回答问题时说:人民内部的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有好些同志提出这个问题,一定要讲个为主。似乎那个意思就是,讲阶级斗争为主恐怕好一点,舒服一点。而我恰好换了个位。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就是这个题目,叫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斗争。这里面包括一部分阶级斗争,比如我们把民族资产阶级放在人民内部来处理。人民内部斗争现在很突出。八大作了结论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了,现在突出的是人民内部的斗争。小资产阶级思想,这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中国资产阶级的问题,我们当作人民内部的问题处理。应该作具体分析,不要不适当地扣大帽子,似乎要扣一顶帽子就好办事了。[13]

  从毛泽东谈话中可以看到,他显然还是主张以人民内部的矛盾为主的。这和他在复黄炎培的信中及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还是一致的。这个时候他还在反复重申八大关于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的判断。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晚上,毛泽东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时说:过去几十年,从有我们这个党以来,一直到去年上半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们党的精力主要是放在阶级斗争上。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基本上结束。所谓基本上结束,就不是完全结束。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党的八大说的。我们全党要来搞建设,要学科学。要学大学里头当教授,在科学研究机关里头做实验、研究科学。要学会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当医生。要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的面貌加以改变。为了改变中国的政治面貌,我们花了几十年时间。要大体改变经济面貌,也要有几十年时间。我们过去不会作阶级斗争,经过许多失败,经过许多变化,我们学会了,善于作阶级斗争了。现在我们搞建设也要几十年,是不是可以比我们在学习阶级斗争时所付的代价少一点?如果我们不重复从前的错误,那么我们在建设的时候就可以付出比较少的代价,可以避免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事情。[14]

  三月十八日晚上,毛泽东在山东省级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说:我们现在处在这么一个时代,就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第八次代表大会作了结论的,这个结论是合乎情况的。我们过去反对蒋介石,解放战争,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改造,也是阶级斗争。这么一场大斗争到去年上半年基本上结束了,人民内部的问题就显出来了。基本的原因是这个原因。

  毛泽东特地对什么叫“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作了一个解释:所谓基本结束,就是说还有阶级斗争,特别是表现在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只说基本结束,不说全部结束。这一点要讲清楚,不要误会。这个尾巴要吊很长时间。特别是意识形态这一方面的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思想跟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我们是把它当作内部矛盾来处理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任务转到什么地方?转到搞建设,率领整个社会,率领六亿人口,同自然界作斗争,把中国兴盛起来,变成一个工业国。

  关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他说:按照八次大会所说的,基本上分了胜负的,就是资本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基本上胜利了。是不是最后胜利了呢?那还没有。最后胜利还要有一个时期,大概要三个五年计划。至于两种思想的斗争,资产阶级思想同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那就要更长一点了。我今天讲的总题目叫作思想问题,这是有理由的。尽管社会制度起了变化,但是那个思想还相当顽固地保存着。特别是在世界观方面,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或者是形而上学的唯心论,还是辩证唯物论。这样两种思想方面的斗争,时间还要更长一些。[15]

  三月二十日上午,毛泽东在江苏、安徽两省及南京军区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在谈到当前阶段的基本特点时,他说:现在我们处在一个转变的时期,就是过去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这是我们几十年斗争的结果。拿共产党的历史来说,有三十几年;从鸦片战争反帝国主义算起,有一百多年,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就是搞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改变上层建筑和社会经济制度,这仅仅是为建设、为发展生产、为由农业国到工业国开辟道路,为人民生活的提高开辟道路。所以,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我们国家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懂得科学,这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个革命,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现在,似乎还有一些人不认识这么一种变化。[16]

  三月二十日下午五时,毛泽东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他说,在我们面临的新的任务就是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这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要团结整个社会的成员,向自然界作斗争。当然,在建设过程中还是离不了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在目前的过渡时期中,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还包括阶级斗争。我们说阶级斗争基本完结,就是说还有些没有完结,特别是在思想方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要延长一个相当长久的时间。这样一种形势,我们党是看到了的。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和大会的决议都说到,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但是,至今还有许多同志对于这种形势不很清楚,还有讲清楚的必要。

  他回顾了全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说:在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央对于这个问题也没有作详细的说明,这是因为,这个变化还是在不久以前才成熟的。比如我在去年四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十条关系,其中有两条,一条是敌我问题,一条是是非问题。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到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到了去年下半年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才可以肯定地讲这一点。现在情况更明白了,就需要更加详细地告诉全党:不要使用老的方法来对待新的问题,要分清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我们今天应该公开讲这个问题,不但在内部,在党内,而且在报纸上讲清楚这个问题,作出适当的结论。[17]

  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在重申八大关于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的同时,又强调阶级斗争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可能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来处理的。因而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便将全国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我们注意到,在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报告的时候,他还没有说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而到同年九月召开八大的时候,却说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这表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毛泽东的认识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入,直接导致了方针政策的调整,社会主义发展指导思想的重大变化。

  从毛泽东发表的系列讲话和谈话中可以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虽然他并不同意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但还是认同八大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的判断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仍然要存在较长的时间,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在这种情况下,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政治生活的主题,就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了。这个时候虽然阶级矛盾仍然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也没有结束,尽管这样还是从这个时候毛泽东发表的系列讲话和谈话中看不到他将阶级矛盾确立为社会主要矛盾的迹象。

  (2)毛泽东认为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期间右派的进攻及反右派斗争,以及一九五六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斯大林问题、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引发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深入思考,他运用对立统一规律,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对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进行了深刻剖析,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这种探索的思想结晶体现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和在八届三中全会期间发生的系列讲话中。

  在反右派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从理论上对反右派斗争进行了总结,提出了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一九五七年七月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说:“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18]

  这是毛泽东为总结中央一级单位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单位反右派斗争和匈牙利事件写的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里的文字。毛泽东说这篇文章可以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互相补充。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提出了在经济战线上(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还必然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战线上(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获得巩固。

  此后,毛泽东多次阐述不仅要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九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谈到主要矛盾问题时说:“八大讲目前敌我矛盾基本解决了,现在看来也对,但只能是在经济方面的,如从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看,就不能这样说了。”

  这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第一次谈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问题。但从这个讲话来看,当时对“敌我矛盾”和“阶级矛盾”这两个概念没有明确分清,他说八大讲“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实际上八大讲的是阶级矛盾基本解决了。[19]

  十月七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八届三中全会各组负责人开会,主要谈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

  他说:有两次革命。一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第二次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一半,所有制问题解决了,但是上层建筑问题(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意识形态上)还没有解决。”“八大文件上是肯定基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现在看,这也没有错误。基本上解决,并不是说完全解决。所有制解决了,政治上思想上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中的一部分人不服,八大没有完全看清楚。……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得不够,因为他们表现服服帖帖;现在他们又造反,所以又要强调,青岛会议文件(指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的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引者注)是一个补充。”要使到会同志懂得,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要肯定这个提法是对的,但报纸上不要发表,不要引起风波。而且现在大讲阶级矛盾是主要的,就容易把党内的三个主义(指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引者注)都挂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帐上。要集中整风,否则只把主要矛盾集中到资产阶级与富裕中农身上,容易放松了人民内部矛盾处理。[20]

  他还说:“八大文件上只讲所有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没有讲人与人的关系,这反映那时的情况。八大决议说,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将来还会有,因此这句话从长远讲也对,但现在看则不适当。”现在我们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基本上还是适合的,但不是完全适合,与斯大林的提法不一样。“八大决议的那句话是不适当的,但也没有坏处,它不妨碍生产,不妨碍反右派,同时也反映了一个要求,要求加强物质基础(和外国比较,我们是很落后)。既然没有害处,现在就不必去改它,否则引起麻烦和争论。将来再作适当解释。”[21]

  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看到,八大认为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了,从生产资所有制上来说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但是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却不能这样说。因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阶级矛盾不是主要矛盾了,可是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阶级矛盾不仅仍然存在,还是主要矛盾。这是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础。当然,从有利于整风的现实需要出发,毛泽东还提醒全党暂时不要因为过分强调阶级矛盾,影响对党内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处理,放松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

  毛泽东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以后他多次谈到这个问题。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五八年三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重印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部分按语。毛泽东为此于三月十九日特地写了一个说明: “这些按语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是一九五五年九月和十二月写的,其中有一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一九五五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一九五五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我们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由此得到教训: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应当准备对付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许多重大困难。无论就国际方面说来,或者就国内方面说来,总的形势是有利的,这点是肯定的,但是一定会有许多重大困难发生,我们必须准备去对付。”[22]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扩大会议上讲话时又一次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我在一九五五年写的批语中,其中有一条(指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为《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写的按语中说的“一九五五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毛泽东年谱》编者注)就是不妥当的。阶级哪一天消灭,我看还是吊着,总是要完全有保障,基本上没有害处了,才能够宣布。我看宣布阶级这一条不忙,谨慎一点。[23]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的时候,毛泽东没有认识到除了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要解决生产关系其他方面以及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认识不是此前,而是在一九五七年国内发生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和一九五六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后才产生的。后来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谈到过这个问题。

  在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也曾说道:搞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也是不知道怎样革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使我们搞出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提法。现在看来,这方面的革命是非常重要的。

  他还说:在过渡时期中,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这个提法原则上对。所谓一切社会关系,应该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关系。

  只说经济生活的一切领域中展开谁胜谁负的斗争,这是很不完全的。我们的提法是,在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战线上,都要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24]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毛泽东一开始就有的认识。他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在社会实践和理论思考中逐步认识到这个问题的。

  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不仅要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这样才能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其主要原因还是由于阶级矛盾仍然是社会主要矛盾的缘故。

  当时,正是基于这种判断,毛泽东才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下午,八届三中全会举行闭幕式。毛泽东再一次谈到当前的主要矛盾问题。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成了。那末,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没有公开提,但是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三大改造是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完成。这是尖锐的阶级斗争。”[25]

  虽然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做出了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这个论断在党内也达成了共识,后来也公之于世了,但是在程序上完成对主要矛盾的修改还是八大二次会议。

  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的工作报告中确认了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即:“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26]

  这样阶级矛盾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经过八届三中全会在党中央达成共识,再经过八大二次会议成为全党的共识。这一判断成为以后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虽然不赞同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但是他从八大至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始终没有对社会主要矛盾做出判断。其实,自八大以来,他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三月十二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回答人民内部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这个问题时,他虽然没有直接了当地回答,但意思还是人民内部斗争为主。[27]这表明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仍在进行着研究和思考,还没有做出明确的判断。

  直到一九五七年整风期间发生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当把这种斗争与此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若干重大事件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时候,毛泽东才做出了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他的这个论断又经过八届三中全会和八大二次会议先后被党中央和全党所接受,成为以后斗争的指南。由此看来,在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上,毛泽东是慎重的,也是符合组织程序的。有人在这个问题上对毛泽东的攻击是无中生有的,也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3、关于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原因分析。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八大政治决议将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作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虽然对此表示质疑,但是直到一九五七年九月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