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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张维迎的《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

张光宇 · 2021-10-01 · 来源: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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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驳张维迎的《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

  我9月14日从网上下载此文。文章标明“以下文章来源于辛庄课堂,作者张维迎”。但在文章的最后又标明“ 2021年8月26日。本文在作者《理解和捍卫市场经济》一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原文见《市场的逻辑》一书。”

  截止10月1日未见闻张维迎声明《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不能代表他原著的内容,本人权当此人之作。如此作法的后果由本人负责。

  见识张维迎《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的谬论及其影响,决定加以驳斥。

  为便于读者阅读,我的驳文在以下文字的多重括号以内,多重括号以外是《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全文,敬请读者留意。

  捍卫市场经济是经济学家的职责

  社会为什么需要经济学家?这个问题可能有各种答案。我的答案是:社会需要经济学家,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需要有人去捍卫。如果我们不需要市场经济,就不需要经济学家。

  《〈〈〈〈市场经济有种种。张维迎所谓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一些经济学家,有不少是反对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的,甚至还有反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张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自08年美国暴发金融危机以来,这样的经济学家在增加。这些经济学家,就不是张维迎“社会需要”的经济学家。

  “社会需要”,只能是社会的人需要。“如果我们不需要市场经济,就不需要经济学家” 也表明张维迎的“社会需要的经济学家”是张维迎代表的“我们”这些人需要经济学家。需要来干什么呢?“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需要有人去捍卫 ”。不过,这里的市场经济得是张维迎所谓的市场经济。于是,“社会需要”,就是张维迎及其代表的人的需要。“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需要有人去捍卫”,其实是张维迎及其代表的人需要的市场经济遭到其他人的反对,所以他们需要有人捍卫。〉〉〉〉》

  市场经济为什么需要捍卫?首先,特权阶层、既得利益者不喜欢自由竞争。人类在市场经济之前的社会,都是特权社会、阶级社会,每个人的身份是出生时就注定的,每个人都过着自己阶级的生活,下层阶级也不会嫉妒上层阶级,因为"命"该如此。市场经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平等的一种制度,是一个虽有阶层但没有阶级的社会,它给每个人提供发财致富的机会,拒绝特权。市场经济不断洗牌,没有人能不劳而获,也没有人命中注定受穷。它可以使出身贫寒的穷光蛋变成富翁,也可以使继承万贯家产的富翁变成穷光蛋。所以,有特权的人,或者喜欢特权的人,或者想通过特权获得利益的人,就不愿接受市场经济的挑战。

  《〈〈〈〈“市场经济为什么需要捍卫?首先,特权阶层、既得利益者不喜欢自由竞争”。即在现在的市场经济的社会,,有特权阶层。但张维迎所谓的富人或企业家难道至少不是“既得利益者”?难道他们已到手的利益是未得利益?

  “人类在市场经济之前的社会,都是特权社会、阶级社会,每个人的身份是出生时就注定的”,与市场经济的国家之不同好象就只是每个人的身分不是出生前就定的,而是出生后定的。不过,不是出身前就定的资本家就是以下我将证明的特权者,只要他没有破产,他的儿子也是出身前就定的是他的资产的继存人,从而是资本家特权者。因此,已是资本家的未出身前的儿子,只要他老子没有破产,也是出生前就定的特权者。

  资本家占人口的1%不到,99%以上的打工者和小资产经营者,这辈子没有可能成为资本家,这99%以上的打工者和小生产经营者的子女,出身后99%的命也只能是打工者和小资产经营者。99%乘以99%得98%,也就是说98%以上的打工者和小资产经营者的子女在出身前也就定下了是未来的打工者和小资产经营者,与特权社会的差别只有不到2%。当然,还有98%中有4%不到能成为附在资本家这张皮上的高级打工者,分得资本家剥削来的大小不等的部分,其收入构成了剥削性质。除掉这部分人,打工者和小资产经营者的子女在出身前就定下了是普通打工者和小资产经营者的也达95%,与特权社会只有5%的差别。这些人难道不是“‘命’该如此”?

  然而,文章紧接着告诉我们“有特权的人,或者喜欢特权的人,或者想通过特权获得利益的人”正是市场经济中的张维迎所谓的富人或企业家。

  因为,紧接着正是张维迎所谓的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试图借助政府的力量变成既得利益者,用特权保护自己,排斥竞争对手”。而且,不管他说的“早年”还是“最近” 的市场经济国家,这样的事都是“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市场经济又怎么能保证“给每个人提供发财致富的机会”?市场经济中的没有特权的人能“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地获取得特权,张维迎的没有特权的市场经济何以存在?既然市场经济是有特权的人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断洗牌”,就势必会参杂着用特权来进行。单单从市场经济“如此等等,不胜枚举”的形成特权资本家来看,也决不能实现“它给每个人提供发财致富的机”、“没有人能不劳而获,也没有人命中注定受穷”。如此一来,“有特权的人,或者喜欢特权的人,或者想通过特权获得利益的人”,又何须“就不愿接受市场经济的挑战”。何况,打工者和小资产经营者的子女在出身前就命中注定了95%只能是普通打工者和小资产经营者,资本家与普通打工者和小资产经营者的收入差距达几十倍之巨,更不要说特权资本家了,人类社会发展了几千年,到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了,弄出来的市场经济,不仅有“如此等等,不胜枚举”的特权资本家,而且贫富悬殊如此之大, 却被张维迎冠以“人类有史以来最平等的一种制度”,岂能不是对普天之下打工者和小资产经营者赤裸裸的肆意欺骗。〉〉〉〉》

  即使在市场竞争中取得暂时优势的企业,也有动机编造出各种理由要求政府干预市场,试图借助政府的力量变成既得利益者,用特权保护自己,排斥竞争对手。如早年的英国铁路公司和邮政马车公司向议会请愿立法限制蒸汽车,理由是蒸汽车不安全;最近一些国家的出租车公司试图通过立法阻止网约车,理由仍然是网约车不安全;一些新能源汽车公司游说政府给予补贴,甚至呼吁立法禁止燃油车,理由是燃油车污染环境,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从历史上可以看到,反对市场经济的最大力量,就是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者。

  《〈〈〈〈这里说的“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是用包括货币在内的财产通过市场交换关系组建的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组织。张维迎这里说的“企业”,其所有权是“民营企业家”的。“民营企业家”,就是资本家。因此这里说的“企业”的“动机”,就是所有者“民营企业家”或资本家的动机。

  “民营企业家”或资本家的动机就是追逐自己私利的发财。 只要政治统治是腐败的,或者统治当局腐败的程度使得有空子可钻,“民营企业家”或资本家与其“编造出各种理由要求政府干预市场,试图借助政府的力量变成既得利益者,用特权保护自己,排斥竞争对手”,不如官商勾结实现“试图借助政府的力量变成既得利益者,用特权保护自己,排斥竞争对手”来得便当。

  作者这里向我们说的“早年的英国”和“最近一些国家”发生的事,是统治当局没有这方面的空子可钻,资本家才诉诸于统治当局的立法机构,通过立法机构的代理人来“试图借助政府的力量变成既得利益者,用特权保护自己,排斥竞争对手”。而且,类似的事情不仅历史上,而且现在,都是“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这位先生不经意间告诉我们,1、市场经济的企业所有者,是“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地“借助政府的力量变成既得利益者,用特权保护自己,排斥竞争对手”的孬人;2、既然如此,市场经济的主体——资本家——大多或至少相当部分都是市场经济的破坏者,而不是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的维护者;3、市场经济的规矩或他下面说的“ 复杂序秩”是由国家的统治当局制定并加以实施的,而不是紧接着说的“本身如同生命体一样,是自发形成的”,否则,资本家就不会诉诸于统治当局的立法`机构,通过立法机构的代理人来“试图借助政府的力量变成既得利益者,用特权保护自己,排斥竞争对手”了;4、既然类似的事情不仅历史上,而且现在,都是“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资本家能通过国家统治当局的代理人——这里是通过国家立法机构的代理人——来“变成既得利益者,用特权保护自己,排斥竞争对手”,市场经济也就免不了是资本家“借助政府的力量变成既得利益者,用特权保护自己,排斥竞争对手”的权力不平等的市场经济了;5、市场经济企业所有者资本家的“特权”,从而当然地也包括权力,是国家统治当局赋予的,而不是市场经济“本身如同生命体一样,是自发形成的”;6、这也表明,西方历史上和现在的市场经济都是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这位先生的这段论述,等于是这位先生在其文章大肆美化他所谓的市场经济和他所谓的富人或企业家之前就先打了自己的耳光,自我否定,是自相矛盾的理论——如果也能称作理论的话。〉〉〉〉》

  市场经济需要捍卫的第二个原因,是人们的"无知"。我用"无知"这个词,没有感情倾向,而是要强调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市场经济如同生命体一样,是自发形成的复杂秩序,不是人为设计出来的,没有设计师。由于人类本身的不完美,现实的市场经济总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也不存在纯粹的市场经济。但人类有理想主义情结,乌托邦总是令人着迷。当人们把现实的市场经济与理想化的乌托邦社会相比较时,看到的总是它的问题,而不是它的优点。哈耶克批评的基于简单系统(如物理现象)的"科学主义"思维,把科学知识当作唯一的知识,过高地估计了理性的力量,也误导了人们对市场的理解。这就形成了普遍的反市场心态,知识分子尤甚。包括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哲学家罗素在内的一大批西方知识分子都是反市场的。

  《〈〈〈〈“人类认知的局限性”不能等于无知。因为这位先生说的“经济学家”和他自己,不是非人类的神仙或上帝,“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就得包括这位先生说的“经济学家” 和他自己。既然“经济学家”和他自己都逃不出“人类认知的局限性”,那至少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张维迎先生自己的包括在本文论说的知识就可能是错误的。如果是用错误的知识指导来行为,能捍卫什么?

  经济学家没有统一的或同一的理论,从而没有统一或同一的经济学家。天下反张维迎的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大有人在。

  作为国家政治统治规制的市场经济得靠社会的力量,决定性的是靠政治的力量,才能“捍卫”。“经济学家”除了知识外,作为社会的力量很渺小, 用在理论上、从而学术派别上、甚至在政治上矛盾对立,四分五裂的经济学家有知识,其他人无知识,来作为捍卫市场经济的第二个原因是乱弹琴。

  为什么人类国家社会最先出现在英国的市场经济要到19世纪上半叶才能形成,为什么“一战”前相当数量的欧洲国家不能是市场经济,如德、意、俄这些在欧洲人口占比相当大的国家。更不要说世界其它洲的绝大多数国家了。为什么“二战”前的德、日,更不要说苏联了,不是市场经济。因为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实行的政治统治不愿意规制自己的经济是市场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同生命体一样,是自发形成的复杂秩序”。

  包括市场经济在内,任何经济没有政治统治都不能形成。因为人们找不出没有政治统治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是人为设计出来的”否认不了是政治统治规制出来的。普天之下,没有统治,就找不出任何“复杂秩序”。任何“复杂秩序”,都只能是统治的结果。政治统治分崩离析了,包括市场经济在内的社会的一切“复杂秩度”只能化为乌有。难道自古以来国家社会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基本事实和规律,张维迎这位研究经济的学家没有觉察?

  “市场经济如同生命体一样,是自发形成的复杂秩序”是此人的无知之言。

  没有完美的事物。人类几千年来是阶级压迫和剥削,充满着阶级头争,是国家、民族、不同的宗教、利益集团等等的相互矛盾对抗、侵掠、杀戮、奴役等,哪里来的完美。何况,“美”不是对象事物本身的特性或属性,是人根据其利害关系对对象事物的评判。

  “人类本身的不完美”不仅“现实的市场经济总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而且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尽如人意”的市场经济,何况还是张维迎所谓的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只能是政治统治的产物,更扯不上什么“也不存在纯粹的市场经济”。

  理想的东西是人头脑中的东西,在人的头脑外,根本就不存在“乌托邦社会”,更不存在“理想化的乌托邦社会”。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主张自由的市场经济。张维迎所谓的市场经济,主张的正是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二战”前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非常严重,特别是三十年代大危机,是这种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必然。罗斯福的“新政”才将业已崩溃的美国经济起死回生,使得“二战”后西方国家不得不搞“凯恩斯主义”,或者所谓“混合经济”。自此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国家干预市场经济就成为定势。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尽管占了势头,国家干预经济实际上仍然存在,只不过干预的力度有所减弱,08年发生的战后美国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与此不无关系。结果也只能用国家干预来解救。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必然加速两极分化、阶级矛盾和周期经济危机的不断严重,导致政治危机。这是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历史的基本事实。

  “问题”和“优点”是相对的。奴隶制社会比原始社会更有“优点”,农奴制社会比奴隶制社会更有“优点”,君主集权专治的隶民制社会比封建农奴制社会更有优点,资本主义包括市场经济在内的商品经济的社会比君主集权专治的隶民制“自然经济”的社会更有“优点”。尽管同时也有“问题”,后者取代前者是历史的进步。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比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更有“优点”,尽管同时也有“问题”,我们仍然要用前者取代后者。当然,张维迎是不承认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他只有资本主义的而且是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

  没有“科学知识”,只有科学认识的方法,根据事实或以事实为标准来捡验并据此不断修正、发展,甚至否定之否定的知识。只有用科学方法认识的知识才可能是正确的知识。而且,与对象事物的本质相符合的知识只能是“唯一的知识”。

  因为“过高地估计了理性的力量”是“过高地估计了理性的力量”的人们对认识对象事物的能力的过高估计,这种“估纪”本身只是这种“估记”的人的自己的思维活动,决不会导致其他人的“这就形成了普遍的反市场心态”。“这就形成了普遍的反市场心态”,也决不是“过高地估计了理性的力量”造成的。把“知识分子尤甚。包括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哲学家罗素在内的一大批西方知识分子都是反市场的”,归因于“过高地估计了理性的力量”是张维迎之流的思维犯了低级的逻辑毛病所致。〉〉〉〉》

  缺乏经济学知识也不是反市场的唯一原因。主流经济学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好的市场理论。即便像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样的经济学家,也不能真正理解市场,因而成为反市场的急先锋。特别是由于政府或者某种强权的不恰当干预,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使市场经济表现为病态市场经济的时候,人们往往以为这是市场经济本身的毛病。

  《〈〈〈〈得对这里的张维迎的话改一改,不是“反市场”,也不是反市场经济,而是反资本主主市场经济,特别得反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

  基本观念或根本观念不同甚至对立的经济学知识有种种,没有统一或同一的经济学知识。“不是反市场的唯一原因”扯得上什么“缺乏经济学知识”。“主流经济学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好的市场理论”,在其此篇文章一开头就暴露出经济学家不应有的无知和自相矛盾的张维迎的经济学知识就能给主流经济学提供“一个好的市场理论”?

  “即便像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样的经济学家,也不能真正理解市场,因而成为反市场的急先锋”,要成为象张维迎那样鼓吹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急先锋,才能真正理解市场的理论,是张维迎不自量力的自大狂。

  这里的“主流经济学”,看来决不是指资本主义国家居于统治地位的经济学, 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居于统治地位的经济学,正是鼓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看来张维迎也只是反对“政府或者某种强权的不恰当干预”,“政府或者某种强权的”恰当的干予是非有不可的。任何经济,包括市场经济,都只能是政治统治统起来的社会的一个方面。离开了“政府或者某种强权”,离开了政治统治,哪里能来的“市场经济本身”。

  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只能导致市场经济的对抗性、崩溃性经济大危机,只能导致两极分化,阶级矛盾的激化,从而导致政治动乱或革命。这不是“市场经济本身的毛病”,而是统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统治者的毛病。

  作为只能是政治统治着的市场经济没有离开政治统治的本身。“市场经济本身的毛病”只能是政治统治者本身的问题,政治统治没有规制、整治、监管、调控、干预好市场经济,是由于政治统治者的腐败,或者是政治统治者勾心斗角导致政治统治混乱和不稳定,或者是政治统治者搞的政治统治的制度或模式或性质造成不能对市场经济进行更好、更有效、有力的规制、整治、监管、调控、干预,才会“使市场经济表现为病态市场经济”。〉〉〉〉》

  第三个原因,是因为人们的无知很容易被机会主义者利用。由于很多人不能理性看待社会出现的问题,就给那些哗众取宠的人提供了机会。这些人批评市场经济,不一定是他们骨子里认为市场经济对大众不好,而是他们知道,嫉妒之心,人皆有之,指责市场导致收入分配不公,污名化富人,可以得到公众的喝彩和拥护。这样的人可能是所谓的"学者",也可能是谋求权力的政治家。西方一些左派政客为了拉选票,迎合民粹主义,向人们许诺免费午餐,把企业家当作社会问题的替罪羊,提出各种各样反市场经济的口号和政策。渴望免费午餐,这是人性使然,但经济学告诉我们,世界上根本没有免费午餐!

  《〈〈〈〈只要是人,根据他的利害就能评判对象事物对他是好或坏,并不需要高深的知识。比如,中国历史上基本上不识字的“无知”的农民起义反对的对象就大方向而言没有错。这里说的富人,就是资本家。被资本家剥削的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是绝大多数。这才是“指责市场导致收入分配不公,污名化富人,可以得到公众的喝彩和拥护”的原因。如果市场经济导致的是公平分配,富人不是剥削大众的富人,而是共同富裕,大众根据其利害一定不会评判其为坏人,不管“这样的人”怎样“指责市场导致收入分配不公,污名化富人”,要“得到公众的喝彩和拥护” 决不可能。

  “西方一些左派政客为了拉选票,迎合民粹主义,向人们许诺免费午餐,把企业家当作社会问题的替罪羊,提出各种各样反市场经济的口号和政策”,正是因为西方的资本家通过市场关系剥削人民大众,“市场导致收入分配不公”。这是“西方一些左派政客”可以利用来拉选票的原因。不过,“西方一些左派政客”正是维护资本主义及其市场经济的好手,因为他们欺骗大众、将大众引入自由民主主义的竞选政治或人们称的宪政。自由民主主义的竞选政治或宪政,只能是维护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资本家剥削大众的巧妙方式。

  “但经济学告诉我们,世界上根本没有免费午餐”的经济学家,正是如张维迎之流维护资本家富人剥削大众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

  从历史看市场经济的奇迹

  要讲市场经济对人类的贡献,就要回顾历史。根据美国伯克利大学经济学家德隆的研究,在人类历史上,从旧石器时代到公元2000年的250万年间,人类花了99.4%的时间,即到15000年前,世界人均GDP达到了90国际元(这是按照1990年国际购买力核定的一个财富度量单位)。然后,又花了0.59%的时间,到公元1750年,世界人均GDP翻了一番,达到180国际元。从1750年开始,到2000年,即在0.01%的时间内,世界的人均GDP增加了37倍,达到6600国际元。换句话说,人类97%的财富,是在过去250年——也就是0.01%的时间里创造的。

  如果把德隆的数据画在坐标图上,可以看到,从250万年前至今,在99.99%的时间里,世界人均GDP基本是一条水平线,但在过去的250年中,突然有了一个几乎是垂直上升的增长。无论是所谓的西欧衍生国,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还是西欧国家本身,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等12个国家,抑或是后起的日本,经济增长都发生在过去一二百年的时间里。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发生在过去40年。

  《〈〈〈〈“市场经济对人类的贡献”?荒谬!市场经济只不过是人类国家社会发展的结果,市场经济是国家社会发展出来进行社会生产的一种方式,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同时也是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对劳动大众进行剥削的一种新方式。是国家社会的人用这种社会生产方式取得以上的成果,而不是这种方式取得的成果。占国家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劳动者大众是国家社会从事社会生产的基本群众。人类国家社会劳动生产的一切成果,都是作为人类的基本的劳动群众的贡献。

  纵使美国伯克利大学经济学家德隆“人类97%的财富,是在过去250年——也就是0.01%的时间里创造的”的断言是真理,也不是“市场经济对人类的贡献”,而是政治统治的革命和变革使社会关系变革,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结果。市场经济只不过是政治统治革命和变革使社会关系变革,实现的社会发展的结果。

  问题的关键是,“人类97%的财富,是在过去250年——也就是0.01%的时间里创造的”,否认不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统治及其规制的、后来发展成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必须加以革命。因为人类社会进入了人民大众要求从剥削中解放出来的政治历史进程。这就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包括它的市场经济,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进程。尽管现在仅仅是开始,还有漫长、艰苦、曲折的路要走。〉〉〉〉》

  仅仅数字还不能说明所有问题。我们的祖辈,也就是在一百多年前的普通中国人,甚至40年前的中国农民,能够消费的东西,和秦汉隋唐时期没多少区别,甚至还不如宋代。在欧洲也一样,一个普通英国人在1800年时能消费的东西,古罗马人都能享受到,甚至罗马人比他们享受得更多。而我们今天能消费的东西,是100年前的人无法想象的生活的改善大大延长了人的寿命。1820年的时候,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是26岁,与古罗马时代差不多,到2002年变成了67岁。现在,中国人均寿命预期达到了77岁。或许,市场经济的最大弊端是导致了人口老龄化和长寿时代的出现。

  有些年轻人不了解历史,可能不知道,中国的粮票是1994年废止的。在票证废除之前,去粮店买粮食要有粮票,买油要有油票,买布要有布票。四十年前,中国一个处级干部的月工资是60多元,那时候一斤鸡蛋是6毛多,也就是说,一个处级干部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100来斤鸡蛋。现在,北京一个保姆的月工资大概是5500元左右,可以买1000斤鸡蛋,每天吃10个,两年都吃不完。我在农村的时候,农民干一天活挣的工分值两毛钱,价值相当于半斤白面。现在我的老家,一个没有任何技能、只上过小学或初中的人去打工,一天的工钱是150元,可以买将近100斤白面。

  为什么人类的奇迹在过去的250年里出现,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只是在过去的40年里出现?是不是人变得更聪明了,比过去的人智慧更高了?当然不是。人类的智商、智慧,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没有太大的进步。今天的中国人再聪明,我相信没有几个能超过孔子、孟子、老子。在西方也一样,人类的智力在过去几千年里没有太大的变化。

  难道是资源变多了?也不是。我们生活的地球,还是原来那个地球,资源不仅没有变多,相反,与土地相联系的自然资源还在慢慢减少。那是什么发生了变化?我能提供的唯一答案,就是人类实行了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即市场经济。英国在200多年前开始搞市场经济,所以在200多年前经济开始起飞。中国在40年前开始走向市场经济,所以中国在过去的40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飞跃。

  人们通常认为,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来自技术进步。问题是,是什么推动了技术进步?为什么有的体制下技术会进步,有的体制下技术就不会进步?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推动技术进步,并使新的技术很快商业化,惠及普通大众。古代社会也有一些技术发明,但这些发明很少为消费者创造价值,为社会创造财富,因为它们不是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产生的,很难商业化。聪明人靠灵感想象出来的东西,不一定能真正满足消费者的需要。

  《〈〈〈〈“40年前的中国农民,能够消费的东西,和秦汉隋唐时期没多少区别,甚至还不如宋代”,得拿出论证的事实根据。谅张维迎是凭空打胡乱说,别有用心的杜撰。

  “去粮店买粮食要有粮票,买油要有油票,买布要有布票”是因为基本的生活物资,尽管比解放前有较大提高,但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仍然不能满足基本需要,决不能因此让相对贫困的人买不到,必须用这样的方法来实现公平分配。

  “四十年前,中国一个处级干部的月工资是60多元”,正好表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别不大。因为那时一个二级工也有30多元,县团级处级干部的月工资收入是二级工人的两倍,大多数工人是三级工,不到大多数工人的两倍。这有什么不好。

  “那时候一斤鸡蛋是6毛多”,就是“自由市场”的也至不说多了30%。1969年“文革”时期,我从西昌回成都路途,小贩卖的熟鸡蛋五分钱一个,8个鸡蛋重一斤,合4毛钱一斤。非“自由市场”的合作社的饭店卖的卤好的鸭子一元钱一斤,不要票证。与我同行的多人还活着,可以作证。

  我所在的生产队是所在大队七个生产队工分值最底的,1969年的十分工分值5毛多,其它生产队6毛、7毛,甚至有8毛的。挨着我所在大队的庐川大队大体也是如此。我所在大队每个生产队都有10个下乡知青,庐川大队亦然,当年的知青现在至少一半还活着,可作证。另外,农民包括自留地在内的家庭副业一般占其收入的4 分之1。张维迎是把少数贫困的生产队拿来说事,不能代表农村的一般情况。

  面粉的价格我记不清了,1969年大米是一角钱一斤,白面不会比大米贵一倍。

  以上是“文革”搞得最激烈的时候。

  应当承认,当时人均物质生活水平相比现在差多了。但是比起解放前,劳动大众的生活有重要的改善。另外,为了发展工业,尽快地形成工业体系,特别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社会主义工业原始积累,全国人民,特别是农民,作了牺牲,这也是原因之一。

  说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就更不能归功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了,而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无产了阶级性质的共产党在中国实现了政治统治的大革命,彻底改造了中国社会关系和制度,使人民大众从官僚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解放,建立了全新的社会关系和制度,从而能前所未有的组织、调动人民大众,推动社会生产空前发展的功劳。

  中国,至“太平天国运动”暴发之前到1949年,近一百年,人口基本没有什么增长,49年人均寿命仅35岁。49年至改开前,中国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人均寿命大大提高。1975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64岁,高于当时世界平均水平3岁。这样的数据,比什么数据都更能反映解放后到改开前三十年,中国国民总体上较解放前社会生活改善、发展的状况,有力的驳诉了张维迎的谰言。

  “没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创建的政治模式和为这个模式打下的基础,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凭着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改开’无非主要是私有化、市场化,加国际贸易和引进外资,还有署名作者的发展与美国的关系。所有这些,其它发展中国家都在搞。其它国家的人民也是‘勤劳和智慧’的。为什么找不出个能与中国‘改开’比肩的例子。所以,中国包括‘改开’的40年在内的70年的发展成就,决定性的是中国的政治模式。[引至我在红歌会网的《读杨洁篪署名文章有感》]”

  “扣除国内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间,包括这两次战争经济恢复所花的时间在内,算到上个世纪苏联在核武上赶上美国的六十年代未,苏联社会主义用计划经济的方法,只用了四十几年的时间,就把一个还在使用牛犁耕作的最落后的欧洲大国,变成了世国上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

  中国由于受到‘大跃进’和文革的影响,用计划经济的方法发展经济的效果差一些。但除掉受到影响的年分,经济发展比苏联的还快,甚至不亚于改开以后的高速度。截止65年的解放后16年,除55年中速增长5.6%、‘大跃进’造成的‘三年自然灾害’60年中速增长5.4%、61年负增长31%、62年负增长10.1%外,其它十二年各年最慢都是9.4%以上的高速增长。66年到76年的‘文革’10年,受到影响,除67年和68年是负增长9.6%和4.2%外,72年中速增长4.5%,因‘文革’斗争重又激烈,74 增长1.4%、唐山地震和粉碎‘四人邦’受到影响的76年增长1.7%,其余五年各年都是至少9.2%以上的高速增长。华国锋当政的77年增长7%,78年增长12.3%,79年增长8.5%。中国改开前的30年,正常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平均算下来是10%以上的高速度。[引至我在红歌会网的《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之二》]”

  “‘改革开放前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例几乎可以忽略’,否认不了中国改开前在世界经济中的比例较之于新中国成立的49年大大提高了,否认不了中国自解放后到‘改开’前的三十年年均经济以近百分之7的较高速度递增的发展成就,否认不了新中国自49年成立后由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发展成为有初步的现代工业体系,不仅能造汽车、大炮、坦克、飞机、军舰,而且能造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核潜艇等,甚至80年搞出来的洲际导弹和大飞机实际上也是‘改开’前的成果。这是当时除了两个超级大国和两、三个发达资本主义大国,所有其它国家办不到的。[引至我在红歌会网的《对如果中国是国民党统治,“那么今天中国的国势将决不会是这样”的批驳》]”〉〉〉〉》

  市场经济是陌生人之间的合作

  市场经济是陌生人之间的合作。合作可以创造价值,这是经济学中的一条基本原理。市场经济下的合作,不是简单的像人民公社一样,所有的人在一起,干同样的活,而是分工、专业化基础上的合作,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然后相互交易。分工和专业化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优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推动技术进步;交易使每个人各得所需。因为没有好处就没有人愿意交易,市场经济一定是正和博弈,不是零和博弈。

  在传统社会中,合作只限于熟人之间、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比如兄弟姐妹,或者同一个村的人,或者同一个教堂的人之间进行合作,很难找到陌生人之间的合作。而人类今天的合作,不仅超越血缘、亲缘,而且超越地区、超越国界,走向全球。今天你所消费的商品,99.9%的生产者你不认识;一个企业的产品卖出去了,买产品的绝大部分消费者,生产者也不认识。哈耶克把这称为"扩展的秩序"。正是这种大规模、大范围的合作,使全世界的财富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但要使陌生人之间达成合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必须解决,那就是信任。如果买者不信任卖者,前者不敢买后者的东西,后者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专业化对他就没有好处。结果,每个人只好自己给自己生产,那就回到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所以,市场经济中,不光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还有一只"隐形的眼睛"。陌生人之间能够合作,是因为有一只隐形的眼睛在监视我们,每个人必须好好表现,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过去对市场经济的批评,往往是由于人们只知道前一个因素,而没有看到后一个因素的作用,所以认为市场上一定充满欺诈。而实际上,我们看到,市场经济越发达的地方,人们越注重自己的信用。企业要在市场上取得成功,必须建立良好的声誉。如果企业的声誉不好,没有人信赖它,就会被淘汰。

  《〈〈〈〈这位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包括市场经济在内的商品经济之所以比过去的经济具有优越性的根本原因无知。还发明了“市场经济是陌生人之间的合作”。

  “陌生人之间的合作”不仅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前的商品经济时代就普遍存在,而且是国家社会必有之事,古已有之,岂止是市场经济。国家社会必须有、也必然有大量的“陌生人之间的合作”。张维迎所谓“在传统社会中,合作只限于熟人之间、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比如兄弟姐妹,或者同一个村的人,或者同一个教堂的人之间进行合作,很难找到陌生人之间的合作”是打胡乱说。

  关键是,没有政治统治至少能大体形成使人们按规矩发生彼此之间的关系的规范或制度,就是社会的无序和混乱,哪里能一般地形成社会的“陌生人之间的合作”,更不可能有“市场经济是陌生人之间的合作”,张维迎的“市场经济中,不光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还有一只‘隐形的眼睛’”只能是空气。

  自有国家社会以来,除了或少或多甚或全部的差别外,为了实现对统治者有利的有序的社会的稳定,除了奴隶、农奴或其它的非自由民以外,政治统治必须规制它的国民中,至少是同一等级的自由民相互之间不能以暴力或强制力来侵犯,即规制他们相互之间对自己的行为、身体、生命和财产拥有国家赋予和维护的不容侵犯的所有权,由此形成了拥有国家依法加以保护的相互不容侵犯的自主权、自由权利和其财产的所有权的社会群体。这才形成了这些人之间互通有无通过有国家维护的交换来实现。这是商品交换和市场能得以形成的起码前提。国家对这些人们相互之间的权力、权利和这样的交换关系经维护的好与坏,是决定这个社会的商品交换和市场,当然也包括“陌生人之间的合作”好与恶的关键,更不要说19世纪才出现的市场经济了。至少早在奴隶社会就形成的商品交换和市场及由此联系起来的社会经济,绝大多数就是“陌生人之间的合作”。

  也即“陌生人之间的合作”是自国家社会以来早就存在的现象,而不是市场经济。“陌生人之间的合作”的好与恶,与市场一样,更不要说市场经济了,取决于国家社会的政治统治对社会统治的怎样。

  只要违反了国家规制和维护的人与人之间权力、权利和义务或责任关系,包括契约关系、商品交换关系和其它的市场或市场经济关系的规矩,就难逃国家政治统治的强制惩处,加上由此形成的有效威慑,“使陌生人之间达成合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必须解决,那就是信任”,才可能在社会一般地或者大体上解决,包括张维迎描述的什么“市场经济下的合作”、“分工、专业化基础上的合作”、“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然后相互交易”等的“信任”。“市场经济中,不光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还有一只‘隐形的眼睛’”才能至少是大体形成。

  顺便指出,“分工、专业化基础上的合作”、“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然后相互交易”等的“信任”,是早在国家社会出现市场经济之前就存在了。

  市场经济,是19世纪上半叶在英国才开始形成。不仅在这之前,没有市场经济的国家社会,而且在以后的20世纪中叶“二战”之前,西方一些国家,世界绝大部分国家也没有市场经济。

  纵使有政治统治,政治统治是腐败和涣散的,哪里能有市场或市场经济中的“每个人必须好好表现,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岂止是奸商的假冒伪劣,就一定是商、黑勾结,或者商就是黑,甚至商、黑、官勾结,强买强卖,欺行霸市,作恶于市场或市场经济,包括市场或市场经济中的“陌生人之间的合作”。“市场经济中,不光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还有一只‘隐形的眼睛’”势必遭到破坏。

  为了说明市场和市场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我们得来回顾一下有关的历史。

  直到16世纪未以前,除英国外,教会、王室和贵族任意剥夺自由民的私有财产的现象仍然很严重。普通自由民私人财产所有权得到普遍确认和维护在英国是18世纪工业革命前的事。这是英国革命后君主议会政治经过包括阶级斗争在内的长期政治斗争不断实现政治统治的改良才取得的成果。法国和整个欧洲的其它国家亦然。经过革命和政治斗争,不断改革和改良的政治统治,使更多的普通国民已经在宪法和法律上规定的相互之间的自主权、自由权利和财产所有权、契约关系、商品交换关系,使法律规定的相互拥有自主权和自由权利的人们社会交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权力、权利和义务或责任,能在实际上依法得到更有效的保护,是商品经济和以后形成的市场经济得以较快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资本主义之所以得以在欧洲最先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所有能首先在欧洲成为占主导、并发展为基本的生产关系,包括市场经济的形成,只能从政治在社会中所起的主导作用来解释。

  殴洲中世纪意识形态统治与政治统治二元分离矛盾制衡,僧、俗权力和王权与大封建领主,大封建领主之间和其与中、小封建领主矛盾制衡的政治格局,使不大的甚至很小的工商业城市[许多实际相当于中国说的镇]通过赎买和斗争能形成工商业资产阶级性质政治统治的自治,使工商业资本主义经济能借这种政治格局和工商业上层政治统治的自治城市实现早期的初步发展。这种政治格局尽管免不了战乱,但战乱的规模和烈度有限,不至于对工商业自治城市造成普遍毁灭性的破坏,多数工商业自治城市仍能在反复的战乱中幸存下来并得到发展。

  13世纪末,教皇代表的宗教政治势力在与世俗王权的政治权力斗争中开始从其巅峰跌落,随后发生的宗教大分裂、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加速了以罗马教皇为中心的教会组织在政治上、从而经济上的败落。王权控制了教会。

  中央王权需要削平封建大领主的政治势力;教会支持王权,因为教产和教会特权需要王权保护;工商业自治城市需要统一的市场,反对封建领主政治割据;中、小封建领主在反对大封建领主政治势力上与中央王权在更多况下能取得一致,因为它们无力单独镇压农奴的反抗、抵制大封建领主的侵凌;大封建领主之间很多情况下矛盾不可调和。

  尽管有曲折,所有这些形成的总趋势是中央王权政治统治的发展。与中央王权形成反封建领主政治统一战线的工商业自治城市,借中央王权政治统治发展实现国家的趋于集权统一和封建领主政治的消亡,得以实现早、中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

  俗权对僧权趋于加强的控制是西班牙、英国和法国15至17世纪先后形成初步的君主中央集权政治的重要原因之一。除利用城市工商业势力的支持在反封建政治割据势力中强大起来的西班牙中央王权因为又回过头来联合封建残余势力把城市工商业政治势力镇压下去、严重迟滞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外,随着中央王权政治统治力量一同发展的,是英、法等国的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工商业自治城市相对发达的意大利资本主义发展在欧洲落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意大利城市工商业势力缺乏对抗和逐步削灭封建政治势力的中央王权统一国家的政治过程可以利用。在君主专治集权政治还不够强大之前,在英国,是非封建领主的并相当程度商业化的土地贵族与还弱小的城市工商业势力、市民和农民通过革命,建立了趋于商业化的非封建领主的土地贵族的君主议会制政治,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提供了政治统治的更利。19世界纪末的法国则是通过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政权,从而有政治统治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保障。

  中世纪的西方独特的二元分离矛盾制衡,僧、俗权力和王权与大封建领主,大封建领主之间和其与中、小封建领主矛盾制衡的政治格局,和后来中央王权集权专治政治的不成熟和不够强大,尤其是远没有得以在思想文化上象类似中国帝制那样形成专治,也是落后的欧洲思想文化、科学技术,能借东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得以依托资本主义工商业城市快速度发展起来的原因,至于后面才能出现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议会政治和宪政政治,就更是利于如此。

  资本主义经济和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在本来落后的欧洲近五百年的较之于此前社会的快速发展是由于以上独特的政治格局及其决定的政治发展决定的。

  英国19世纪30年代,经过有广大民众参与的激烈的政治斗争,实现了选举制度的改革,资产阶级在议会中据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打破了土地贵族在议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局面,并随着选举制向男性普选制改革的大体实现,在议会中,从而在政治统治上,资产阶级居于主导地立。与此相适应的,才是重商主义的、并带有特许权性质的商品经济,在19世纪上半叶发展成为大体上的市场经济。至于市场经济在西方国家的普及,由是20世纪中叶“二战”以后的事。

  “所以,市场经济中,不光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还有一只‘隐形的眼睛’。陌生人之间能够合作,是因为有一只隐形的眼睛在监视我们,每个人必须好好表现,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是西方自由主义的经济学骗人的鬼话。没有以上说的政治统治规制,就没有市场经济的一切。〉〉〉〉》

  利润就是让老板承担责任

  市场中的信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我重点谈三个概念:企业、利润和企业家。这三个概念是理解市场经济的关键。

  中国有14亿人,如果每个人都生产自己的商品,到市场上去卖,谁能信得过谁?换一种说法,如果把市场上所有商品的商标都去掉,你敢买什么东西?可能敢买土豆、大米、水果这些最简单的商品。像汽车、电脑、矿泉水、投影仪这些质量和功能不容易辨别的东西,你敢买吗?不敢!市场上99%的商品你都不敢买。那怎么办?有一个办法,14亿人分成了不同的组,比如说分成30个组,河南人、河北人、山东人、陕西人、北京人等等。有了这个分组之后,我们不认识每个人,但我们知道这是山东人,那是广东人,就可以做出某种责任归属,如果被骗了,至少知道究竟是山东人骗了我,还是广东人骗了我。

  企业就类似社会的分组,每个企业有自己的一个名字(商号),谁骗了我们,我们可以追诉他,或者他这次骗了我,我下次就不买他的东西,他就要完蛋。这样,当生产活动以企业的面目出现时,每个企业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样我们才能建立信任。如果没有企业,每个人只从事个体生产,做不到这一点。

  《〈〈〈〈私人企业主的利润,就是通过交换关系的经营获得的超过经营成本的社会财富。它只能是对社会其他人的剥削。它是无生命的死的东西,没有意识,更没有掌握或具有强制或支配人的威力。如前所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就是权力、权利和义务或责任关系。统一有序的社会关系,只有通过政治统治依法强制规制才可能形成。“利润就是让老板承担责任”是无知。

  政治统治对市场经济的规制不到位, 资本家就会用包括商标在内的一切手段来骗人。骗了你,你能把黑白通吃的资本家怎样?

  政治统治对市场经济的规制不到位,就绝对没有“谁骗了我们,我们可以追诉他,或者他这次骗了我,我下次就不买他的东西,他就要完蛋”这样的事在市场或市场经济中居于统治地位。官商勾结起来,腐败的法官得了资本家的好处,“我们可以追诉他”,做梦!中国人口何止千万,而是十四亿,许多东西,只需把十四亿人中的万分之一骗一次,就够意思了。如果是商品房,十万分之一,能骗它一万多人,就是数十、上百亿,然后改头换面,又搞成另一个名字[商号],“每个企业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天方夜谭!

  政治统治对市场经济的规制不到位,不仅“每个企业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绝对不可能——请注意,这里说的是绝对不可能,就是政治统治对市场经济的规制基本到位,“每个企业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也不可能,因为总有为了暴利违法犯法的资本家。前提是假的,“这样我们才能建立信任”就是假的。接下来的“如果没有企业,每个人只从事个体生产,做不到这一点”,由于前一句是假的,何况,整个此段的论断都是假的,这后一句也只能假。在现代社会,现在的中国,不可能没有企业。企业有种种,国有的、集体所有的、私人所有的。而且,私人企业,如果需要,政治统治的国家将它培植起来就是了,中国改开后的私人企业就是国家培植起来的。要它有,加以培植,它就能有,不可能没有。〉〉〉〉》

  企业何以使得我们可以相互信任?答案与所有权配置和利润有关。比如一个企业由一万个人组成,理论上,所有人都可以成为所有者。这个企业每年的收入是1个亿,一万个人平分,每人拿1万块钱。这样似乎很公平,但想一想,如果出了问题,谁来负责?如果要求人人都负责任,结果可能是谁都不负责任,企业就没有了可用于分配的收入。

  《〈〈〈〈中国的国有企业现在都还存在,并且还占有国民经济的30%左右,它们岂止是企业的所有的人所有的,而是全国所有的人所有的,它的利润决不能属于企业的负责人,出了问题,照样有负责的,而且负责得比资本家的企业更好,除非是中共无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统治没有搞好,从而对国有企业的规制没有搞好,“结果可能是谁都不负责任”就是瞎说。几十年来,政治工作没有搞好,总体上,国有企业仍然有可用于分配的收入。这几十年来国企没有搞好的原因,不是因为企业是全国人人所有,而是因为腐败。只要中共抓住了反腐败、整党治党这个七寸,国有企业一定会搞得“可用于分配的收入”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国有经济就一定会做大做强,而且国有企业会比同等规模的私人企业的经济效益更好。私有企业,效益再好,不能象国企那样,利润是人民的,它的利润是资本家的,而且制造的雇用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人民大众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两极分化,加上私人资本对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政治的腐蚀和渗透,有害于社会主义,私有企业的社会效益和政治效益,就更不能与国有企业相提并论。

  刑事责任不在本话题之内。资本家经营企业的民事责任,是政治统治的法律强制的,政治统治不到位,资本家就会竞相逃避法律规定他应负的民事责任。资本家经营企业的民事责任是拿他剥削人民的财产来负责,而且是负有限责任。公司搞出了民事问题,只用他经营出事公司的资本承担民事责任,而且许多大资本家的公司,出现资产负责率超过50%的怪事,已经无法用他的资本来承担重大的民事责任。大资本家往往搞多个尽可能资不抵债的公司,一个资本巨头甚至搞许多的资不抵债的公司,并将包括借来的财产转移到国外,一个重要的原因,不仅是回避、逃避民事责任,而且是早就打好了侵占债权人的资产,主要是国有银行的贷款的主意。资本家这样的侵占图某所以能屡屡得手,是由于几十年来的腐败,对此必须保持警惕,加以治理整顿。政治腐败,政治统治的规制就不可到位,不要侈想资本家会对他的雇用工人,对社会,对国家能负什么责任,他们势必会与体制内的代理人勾结,挖社会主义的墙脚,侵蚀、侵吞国家、人民和社会的财产,至于他们骨子里政治上的“负责任”,在此就不必多说了。〉〉〉〉》

  现实中,企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分配责任,即一部分人承担过失责任,另一部分人承担严格责任。承担过失责任的人拿合同收入(工资),即,如果他没有迟到早退,没有旷工,没有违反作业规定,干了一个月,到月底一定要领到一个月的工资。这就是员工。另一部分人,即老板,拿的是利润,要承担严格责任——或者叫剩余责任。用一个通俗的说法,什么叫雇员?别人没有发现你的错误,你就没有责任,这就叫雇员。什么叫老板?没有发现别人的错误,那么所有的错误都是你的,这就是老板。老板没有权利在消费者面前由于自己没有犯错误就要求获得销售收入,也不能因为自己亏损就把雇员告上法庭;而工人可以在老板面前因为自己没有犯错误而要求收入,如果老板拒绝支付他的工资,他可以将老板告上法庭。这就是老板和雇员的区别。

  《〈〈〈〈这里的“合同收入(工资)”只不过是资本家雇用工人社会劳动创造的财富的一部分,另一部分被资本家剥削了。资本家剥削了他雇用的工人,还叫他们必须对他负责任。这就是张维迎的“一部分人承担过失责任”。

  “别人没有发现你的错误,你就没有责任,这就叫雇员”?不对! 纵使“别人没有发现你的错误”,你也有责任,就是按资本家制定的规矩,为资本家干活,受资本家权力支配和剥削的责任,这才能叫雇员。因此,不是“一部分人承担过失责任”,而是不管雇员有没有过失,这“一部分人”,也得承担按资本家制定的规矩,受资本家权力支配,为资本家干活,被资本家剥削的责任。

  “没有发现别人的错误,那么所有的错误都是你的”?不对。什么“错误”?发现了别人的什么“错误”?资本家犯的是什么“错误”?这里的“错误”是张维迎站在资本家的立场上维护资本家剥削他人没有搞好的“错误”。 除此之外,资本家不能利用社会的各方面关系、特别是公权关系追逐到利润,并在社会各种矛盾斗争中趋利避害的不断发财,才是张维迎的“那么所有的错误都是你的,这就是老板”。

  中国改开以来形成的资本家们,除了得剥削他的雇员外,不少是程度不同的犯了假、冒、伪、劣,欺骗消费者、偷税漏税、私挖滥采,甚至有的是官商勾结,利用官员掌握的公权,里应外合,挖社会主义的墙脚,侵蚀、侵吞、盗窃国家和人民的财富等等各种损害民众和国家利益的违法活动,才成为资本家的,其中的暴发户更然。这些老板,照样“有权利”在消费者面前岂止是“要求获得销售收入”,而是想方设法获取暴利。

  什么叫“也不能因为自己亏损”?这些老板,其原始起点,有的甚至不如普通收入的上班族。他们的巨额财富,是剥削劳动者和侵蚀、侵吞社会财富而来,本来就不是他们的。中国现在包括外资,资本家的经济占了国民经济的60%以上。所谓亏损,无非是将剥削来的至少大部还是由交换关系转移给了其它资本家,还敢有法理“也不能因为自己亏损就把雇员告上法庭”?那才真是叫岂有此理。

  “工人可以在老板面前因为自己没有犯错误而要求收入”都遭否决,“如果老板拒绝支付他的工资,他可以将老板告上法庭”都行不通了,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的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就倒退到此前对劳动者实行强权剥削的农奴或奴隶制社会了。不过,这样的社会已经回不去了。〉〉〉〉》

  利润是企业收入扣除工资等成本后的剩余,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拿利润的人,必须承担风险,所以它是一种激励机制。任何一个员工犯了错误,承担责任的首先是老板。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你是餐馆老板,厨师洗菜不干净,客人吃了拉肚子住院,你必须负责。因此,老板必须认真监督和规范员工的行为,这样顾客才可以放心地购买企业的产品。

  《〈〈〈〈利润是不劳而获的剥削。这里的“必须承担风险”,如上所述,就是将通过交换关系的经营剥削和侵蚀、侵吞劳动者社会创造的财富转移给了其他老板 ,而不是本应属于他自己的财富的损失。“一种激励机制”,就是利润激励老板如何尽其所能的剥削工人,侵蚀、侵吞社会的财富而又能规避法律的惩治。只是在不能规避法律惩治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你必须负责”。

  “如果你是餐馆老板,厨师洗菜不干净,客人吃了拉肚子住院,你必须负责。因此,老板必须认真监督和规范员工的行为,这样顾客才可以放心地购买企业的产品。”那得以国家政治统治依法规制能到位。否则,老板会飞起来吃人。〉〉〉〉》

  进一步讲,不仅仅是企业的员工,包括企业供应商犯了错误,企业老板也得承担责任。比如说你买了一个品牌计算机,计算机的某一个零件,如屏幕、芯片、风扇出了问题,或者电池爆炸了,承担责任的首先是计算机厂商,而不是零部件的供应商。换句话说,一个品牌企业,实际上是用自己的品牌在消费者面前立了一个军令状,打保票说,你买我的东西,出了问题我负责。这样,才有大家可以信赖的市场,才有了陌生人之间的合作,才有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

  所以我说,利润是一种责任制度,是一种考核方式。市场通过企业这一组织形态划分核算单位,通过利润追溯责任,从而让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市场上才有信任。

  《〈〈〈〈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有序的权力、权利和义务或责任关系,必须以政治统治规制的法律严明及其具有威慑力为前提,否则人与人之间的这样的社会关系就不能形成,就会乱套。“企业老板也得承担责任”亦然。否则,以上张维迎说的“一个品牌企业,实际上是用自己的品牌在消费者面前立了一个军令状,打保票说,你买我的东西,出了问题我负责” 等等,就会成为资本家对消费者设下的骗局,“才有大家可以信赖的市场,才有了陌生人之间的合作,才有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就决不可能成真。

  国家社会的一切制度都是政治统规制形成的规矩或规范,和必须是遵守国家政治统治规制的制度和法律的民间的人或人的机构制定的——因为这样才能得到国家政治统治依法的维护,除此以外不容许其它的什么制度。何况,财富只不过是稀缺的效用事物。任何稀缺的效用事物,包括表现为利润的稀缺的效用事物,都是无意识主导的行为能力的东西,绝对不可能对人的社会行为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一种责任制度”的形成起任何作。“考核方式”只能是人对他人的一种行为方式,无意识主导行为能力的作为社会的人劳动创造的财富的表现的利润,绝对不可能形成对他人的一种考核方式。这些论断是无知的张维迎才说得出的自欺欺人之谈。

  此先生所有以上美化老板的言论,还是得用我反复强调的那句话来加以驳斥,政治统治是包括市场经济在内的一切国家经济的决定性前提。政治统治搞不好,资本家就会与强盗无异。〉〉〉〉》

  哈耶克(1899-1992)

  市场经济中的富人

  是消费者用货币投票选出来的

  《〈〈〈〈严重腐败的政治统治,就绝对不能形成“市场经济中的富人是消费者用货币投票选出来的”的机制。决定性的是,不管怎样的政治统治下的市场经济,如果是这里说的“市场经济中的富人”居于主导和主要地位,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通过交换关系的经营来对劳动大众剥削的一种方式。再者,消费者用货币购买商品,与投票选举根本不是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 就是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的普选权的竞选投票选举政治,也只能是剥削劳动大众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统治实现的形式,而不是实质。这是对私有制居于主要或统治地位的市场经济的现象加以美化的在资本家富人脸上贴金。〉〉〉〉》

  那么,为什么有些人成为拿利润的企业家,而另有些人成为拿工资的雇员?这是由人与人之间企业家能力的差异决定的。市场经济中,任何人都有选择做企业家或当雇员的自由,没有任何歧视性规定张三可以做企业家,李四只能当雇员。但竞争的结果是,只有企业家能力足够高的人才会成为企业家。企业家能力,本质上就是为他人承担责任的能力。平均而言,利润的大小取决于企业家能力的高低。但由于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再高能力的企业家,也可能亏损!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背后,通常有多个失败的企业家。我们不能只看见那些赚了大钱的企业家,而看不见那些赔光了的企业家。任何人如果眼红企业家赚钱,那他完全可以自己选择做企业家!他必须记住的一点是,如果没有两把刷子,一定会赔得精光!

  《〈〈〈〈在张维迎眼中,中国两三百年都成不了他所谓的市场经济。因此,中国有能力的人自然就不能自由的成为“企业家”了。 到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中国人有几百万,象张维迎这样自认为有本事的人不少,能在西方市场经济中成为“企业家”的占比有多少?美国人口3亿3千万,能成为“企业家的人”在百分之一以下。至于自由选择成为企业家,只能是做梦。

  因为,除了只有1%不到的人能成为张维迎所谓的企业家或资本家外,还因为根本就没有自由。

  物质世界中的包括人在内的任何事物都是处在其它事物影响、作用、制约、限制、和规定之中,没有自由物,当然也没有自由人。

  人只能是社会的人。社会的人还必须受到政治统治的包括法律在内的法的规制,还得受到他生活和工作中的他人的影响、制约、相互作用的限制和自愿加入其中的合法机构的合法组织的纪律或规章制度的约束。凡是涉及到他人、人的组织和社会的行为,都要受到法律的规制,必须合法,不允许自由。

  人们把同意和契约的关系看成是平等、自由的是一个根本的错误。即便是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领域,尽管同意和契约关系的各方彼此拥有自主权是前提,但决不意味着是平等和自由的。就是现代社会,由其所处的社会条件、情势和拥有的财富所决定,绝大多数人只能出卖劳务,即出卖自已所拥有的自已的行为的所有权的使用权,从而成为在社会条件、情势和拥有的财富上占有巨大优势的资本家权力支配的对象。如果没有这种同意和契约各方的社会条件、情势和拥有的财富的严重不平等,就不会有这种决定资本主义经济生死的契约关系的存在。这是不平等、而且是严重的不平等造成的结果。正是由于绝大多数人所处的社会条件、情势和拥有的财富决定,他们一般来说就只能是出卖劳务的主要靠工资吃饭的人,其中的绝大多数只能是中底工薪阶层,能成为工薪阶层的高层的并加以实现的极少,能成为“企业家”的就更是稀少。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社会制度就决定了,只能是极少数的人发财致富的社会,任何人都有选择做“企业家”的自由只能欺骗白痴。

  前面已驳诉了“企业家能力,本质上就是为他人承担责任的能力”的谬论,不再赘述。

  “利润的大小取决于企业家能力的高低。”

  不仅从“企业家”赚取的“利润的大小”,而且从更具有重要意义的“企业家”赚取利润的发展速度的快慢来看,为什么印度和绝大多数70多年前在大体同一起跑线上的其它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家”,总体上大大不如中国的“企业家”?为什么在“企业家”赚取利润的发展速度的快慢上,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家”,在总体上,也远远不能与中国的“企业家”比肩?

  将中国的那些人们认为的最优秀的1万个“民营企业家”每人带10万元发财费——比他们在中国发财的原始费用更多,放到现在阿富汗、叙利亚,利比亚等类似政治状况恶劣的国家,料定只有其中百千分之一的极其少数可能在这些国家成为“企业家”,料定这极其少数可能成为“企业家”的,赚取利润的大小和发展速度,总体上一定连印度的“企业家”都不如。也可以将中国的那些人们认为的最优秀的1万个“民营企业家”都放到印度,同样也带上10万元的发财费,也只能有极其少数的成为“企业家”,料定这极其少数可能成为“企业家”的,赚取利润的大小和发展速度一定不如他们在中国的时候。

  “企业家”赚取利润的大小和更具重要意义的赚取利润的发展速度的快慢,决定性的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统治及其对包括经济在内的社会的规制,而不是“取决于企业家能力的高低”。政治制度或模式优越,政治统治规制的包括经济关系和制度在内的社会各基本方面的关系和制度才能使社会中的“企业家”在赚取的“利润的大小”和赚取利润的发展速度的快慢上总体更具优势, 而且,这样的社会也必然会在总体上产生够用的“赚取利润”比政治模式没有优越性的国家的“企业家”更具有优势的“企业家”。政治制度或模式没有优越性,不管人们认为的“ 企业家能力”有多大,“企业家”在赚取的“利润的大小”和赚取利润的发展速度的快慢上总体就只能是相对的劣等。

  有各种各样的能力。私人所有的企业的“企业家能力”,守法的,是通过商品交换经营的方式,合法的剥削雇员和合法的攫取社会财富的能力 ,不守法的,还得加上假冒伪劣,欺骗、坑害消费者,偷税漏税,官商、甚至官商黑勾结,偷盗、侵蚀、侵占、霸占国家、他人和社会财富的能力。有的“企业家”的能力甚至是从事非法的生产和经营,搞地下黑工厂,生产和贩卖非法物品等来谋取暴利。

  这里说的“成功的企业家”,合法的,是通过商品交换经营的方式进行剥削发了大财的资本家,还有或多或少从事各种非法活动发了大财的。“赔光了的企业家”,无非是的把用合法和非法的方法剥削、欺骗、偷盗、侵蚀、侵占来的本来就是社会的劳动者创造的财富通过商品交换的市场规则,输给了其他资本家,最坏不过是回到原点,重新得靠自己的劳动自食其力而已,他什么损失都没有。

  至于“任何人如果眼红企业家赚钱,那他完全可以自己选择做企业家”,类似于任何人如果眼红总统的权力,那他完全可以自己选择当总统一样,是张维迎撒的骗瓜娃子的弥天大谎,是此人在理论上美化资本家蛮不讲理的露骨的表现。

  苏联将利润统统吞掉的资本家“企业家”加以取缔,由劳动人民中的优秀分子来当“企业家”,结果在同期,苏联的“企业家”不仅在企业赚取的利润上,而且在企业对社会的除经济以外的其它方面的效益上,搞得比当时所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都更好,用人民众群中的优秀分子来当“企业家”,除掉战争及其造成的破坏所恢复的时间,苏联这个国家,只有四十多年的时间就将一个欧洲最落后的大国,变成了能与美国抗衡了超级大国。

  中国改开前的三十年,除了大跃进’和文革的影响,平均经济年递增速达10%左右,比改开的四十年还快,也是用的劳动人民的优秀分子来当“企业家”。

  在苏维埃政权的国家出现之前,政治统治无不是生产资料私人所有的富人掌握。早在国家社会之前的部落时代,掌握公权的人就利用公权首先富起来。中国历史上下层农民起义的头头们夺得政权后,也自然地利用手上掌握的政治统治权发财成为官僚地主。至少在现代之前,政治统治是严重腐败的,在资本主义经济发端的早期和中期,政治腐败也十分严重。利用掌握的政治统治权来发财, 或官商勾结,至少在资本主义早、中期发展阶段,是能暴的最重要的方法。重商主义的特许经济就是特权经济。

  理想化的与政治统治割裂的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的理论模型,推论演绎出来,价格是以社会必要生产范围内的包括技术条件在内的中位自然、经济、利用的政治统治权力关系和政策等条件为前提生产出来的商品为标准——当然,在这个理论模型中,至少是 割裂了利用的政治统治权力关系和政策条件。也就是说,那些据有或占有的这些条件高于中位水准的生产者生产出来的同等单位数量和质量的商品,就能以更少的资源付出,获取同等的收入,那些这些条件低于中位水准的生产者生产出来的同等单位数量和质量的商品,就得以更多的资源付出,才能获得同等的收入。就是依据理想化的市场经济模型,不管怎样推演,也不可能推演出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

  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与政治统治割裂的并且还是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

  在市场经济通过商品交换关系的经营来争夺社会的劳动者创造的财富中,那些大的私人资本财团在利用、据有和争夺上述条件的斗争和竞争中,据有比中小资家更大的优势,更不要说只能外于受剥削的人民大众了。

  这个张维迎对“为什么有些人成为拿利润的企业家,而另有些人成为拿工资的雇员” 的解释, 是从西方为资本家服务的最极端的经济学家那里捡来的,早已被批得体无完肤,在词句和字目上变了一下化样,又来为中国的资本家服务,为在中国推进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制造理论根据。〉〉〉〉》

  什么是市场?市场就是好坏由别人说了算、不由你自己说了算的制度。什么东西有价值,什么东西没有价值,要在市场上评估,买的人说了算。所以,吹牛是不管用的。任何人如果不为别人创造价值,就不可能获得收入。当两个企业竞争,我们说某一个企业更有优势的时候,意味着这个企业能为消费者创造更多的消费者剩余(即价值与价格之差)。企业之间的竞争,就是为消费者创造剩余价值的竞争。

  《〈〈〈〈否!没有政治统治的规制,市场就是抢掠的战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统治规制出来的迄今为止最巧妙的剥削人民大众的一种社会生产方式。我在红歌会网今年发表的几篇文章指出,没有作为对象事物的价值,当然也就没什么剩于价值。资本家的企业之间的竞争,是为了争夺市场销售分额,争夺消费者购买他们企业的产品的市场。资本家的目的是赚取利润,使自己发财,决不是为“消费者创造剩余价值”。〉〉〉〉》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企业家赚的是消费者的钱,似乎消费者被企业家剥削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在竞争的市场上,如果没有特权,利润只能来自企业家为消费者创造的价值,消费者不会愿意为价值10元的东西支付10.01元的价格。事实上,企业家赚的钱只是他创造的财富的一小部分,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变成了消费者剩余。比尔·盖茨的财富再多,与微软公司为人类创造的价值相比,可以说是九牛一毛!

  《〈〈〈〈“企业家赚的是消费者的钱”本来就是谬论。作为资本家的企业家,是通过商品交换的经营追逐利润,利润是劳动大众社会的创造的财富的一种存在形式。资本家的目的就是剥削,剥削劳动大众社会的创造的财富。社会的财富只能是以劳动大众为主体社会的创造的,资本家的剥削使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劳动者处于相对于资本家及其同伙那百分之五都不到的人的严重的相对贫困中。

  “微软公司为人类创造的价值”,是根本就不存在的“无”。因为,人类科学技术发展到了今天,用一切最先进的技术,都无法感知,或者无法看得见、摸得着在人的头脑外有任何的价值的存在。微软公司只能是社会的存在,微软公司为人类创造的财富只能是社会的结果。离开了社会,不要说创造财富了,微软公司只能化为乌有。微软公司创立者比尔·盖茨不管私人有多少财富,头脑有多少智慧,离开社会,只能贫穷潦倒走向死亡。但微软公司的最大股东却拥有超过一般人上万倍都止的财富。从微软公司历史的财务账本可以算出——这是上市公司公开的,加上包括从股市上圈的, 微软公司的资本家赚取了远远超过他们支出的不知多少倍。“比尔·盖茨的财富再多,与微软公司为人类创造的价值相比,可以说是九牛一毛”决不是聪明的比尔·盖茨能说出口的话。“事实上,企业家赚的钱只是他创造的财富的一小部分,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只不过是张维迎空口白牙吐出来的无知狂言。因为这里的“事实上”的事实,谅此先生绝对无法给人们加以证实。 〉〉〉〉》

  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企业家赚的钱与他(她)服务的客户数量成比例。一个只为少数人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企业家是不可能赚大钱的,只有服务于大众市场的企业家,才可能赚大钱。因此,市场经济中的富人(企业家)是消费者用货币投票选出来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消费者。如果我们嫉妒某个企业家赚钱太多,那只能怪我们自己买了他(她)的产品。如果大部分消费者不再使用腾讯公司提供的产品,不再使用微信、QQ、网游,马化腾马上就会变成穷光蛋。而我们之所有不愿放弃使用腾讯公司的产品,不是因为我们愚蠢,而是因为它们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好处,我们认为物有所值。一方面心甘情愿地买他的产品,另一方面又对他赚钱愤愤不平,这是自相矛盾的!

  《〈〈〈〈未必如此,造飞机大炮原子弹的资本家,造高端机器设备的资本家,其客户就比造生活消费品的少。但前者赚的钱就比绝大多数生产消费品的多。

  这里的“服务”是资本家为了发财赚钱的“服务”,与为人民服务的那个服务有本质的不同,不能混为一谈。张维迎所谓的“服务于大众市场的企业家”多的是,其中就有没有赚到大钱的,甚至亏损破产的。

  货币是市场中人们通认的交换媒介,不是选票。消费者手中的货币人多有少,不是只有一张,货比三家后用货币购买他需要的消费品,根本不在乎也无需知道生产这个消费品的企业的资本家是谁,“市场经济中的富人(企业家)是消费者用货币投票选出来的”是偷换概念的诡辩。“如果我们嫉妒某个企业家赚钱太多,那只能怪我们自己买了他(她)的产品”是你张维迎及其一类人的事,对消费者就是随心所欲的诬蔑,请此先生自重。

  “如果大部分消费者不再使用腾讯公司提供的产品,不再使用微信、QQ、网游”,是消费者由于种种原因不再需要购买这些产品和服务,不过“马化腾马上就会变成穷光蛋”倒未必,因为他只用企业他所有的资本对企业经营负有限民事责任,企业以外他早就用企业经营剥削来的钱财准备好了后路。象马化腾这样的资本家,就是他们经营的企业破产了,就物质财富的享受而言,日子仍然会过得比一般民众好到了天上。

  “心甘情愿地买他的产品”是一种行为,“对他赚钱愤愤不平”是一种情绪。一个人的任何一种行为,都不可能与他的任何一种请绪相矛盾。自相矛盾从何而来。我只能买资本家生产的消费品,是因为市场上只有资本家生产的消费品,这不是心甘情愿,而是只能如此。类似于雇员对资本家权力支配他们,并对他们进行剥削,打心眼里就是不满,但是政治统治依法维护着无产的雇员不得己自愿同意与资本家签定的契约必须遵守,就只好忍受。市场上的交换关系和契约关系,如前所述,既不平等,更不自由。看似双方自愿一致同意才达成的,其实不然,是背后社会形成的各方面条件、力量对比关系、种种情势等等使然。〉〉〉〉》

  市场经济最大的受益者是普通人

  市场经济使什么人受益最大?是富人吗?不是!市场经济最大的受益者是普通人。举个简单的例子,爱迪生发明了灯泡,给每个人都带来便利。但灯泡的价值对富人来讲要比穷人小得多,因为富人有钱,即使没有灯泡,他可以点很多蜡烛,而穷人一根都买不起。再比如现在有了电视,每个人都可以看明星唱的歌、演的戏,而过去只有少数富有的人、皇宫贵族才能享受现场直播式的演出。汽车也是这样,过去富人可以坐轿子,现在普通人都可以有汽车作为代步工具,坐奥迪车与开夏利车之间的差距,远远小于坐轿子与步行之间的差距。所有新产品、新技术都是这样。外卖给普通人提供了最大的方便,微信公号让普通人可以变成自媒体人。没错,有些新产品一开始只有富人消费,被认为是奢侈品,但随着成本的下降,很快就变成了大部分人的必需品---这其实就是企业家创造这种产品的目的,富人不过是为普通人支付了新产品的研发费用而已。所以说,市场经济最大的受益者是普通老百姓,不是特权阶层。至少从消费的角度看,市场经济使得人与人之间变得更平等了。

  《〈〈〈〈劳动大众社会地创造的财富被资本家侵占,1%不到的资本家人均攫取的社会财富是占人口60%以上普通劳动大众人均的几十倍。这个基本的社会事实,岂能是这位披着经济学家外依和拥有各种头衔的张维迎先生巅倒黑白就能改变的。

  “爱迪生发明了灯泡”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表现在爱迪生这个人身上,“发明了灯泡”这样的事,没有爱迪生,也会出现张迪生、李迪生、王迪生。“给每个人都带来便利”是由每个人构成的社会的结果,而不是“爱迪生发明了灯泡”。离开社会,连爱迪生都不可能有。

  没有社会创造财富的主体——劳动大众,哪里来的张维迎的富人“可以点很多蜡烛”,连张维迎所谓的富人都不可能存在。因此,所有以上张维迎所说的,都不是他所谓的富人的结果,而是以劳动大众为主体的社会发展的结果。

  恰恰是消灭了张维迎所谓的富人及其统治的沙俄经革命变成的苏联,没有用他所谓的市场经济,用几十年时间使沙俄原版图上的社会成为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恰恰是消灭了张维迎所谓的富人及其统治的毛泽东时代从从一穷二白起步的中国,同样没有用此人所谓的市场经济,用不到三十年时间就造出了导弹、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上天、和核潜艇,实际上洲际导弹,大飞机也是毛节泽东时代消灭了张维迎所谓富人和没有市场经济的中国搞出来的。

  而且,中国四十余年来的改开,正是张维迎否定的市场经济,搞出了同时期世界所有国家没有的经济发展奇迹。

  所以,张维迎巅倒富人与穷人创造财富的理论只能用一派胡言来形容。〉〉〉〉》

  消费者为什么能买得起企业家生产的产品?因为企业家在产品市场上为消费者提供产品的同时,在要素市场上为消费者创造了挣取收入的机会。在市场经济中,大部分人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工资。工资来自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工资。工作是谁创造的?企业家!一个社会的工作机会不是给定的,而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没有企业家,大部分人就没有了工作机会,也就没有了收入。进一步讲,工人能赚多少工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的能力,因为工人生产率的高低与企业家的能力有关。同样一个人,在能力高的企业家手下创造的价值比在能力低的企业家手下大。所以,一个社会的企业家人数越多、能力越高,工人的工资收入就越高。这是发达国家普通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甚至高于发展中国家一些精英阶层的原因,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愿意移民发达国家的主要原因。

  《〈〈〈〈以上我举出的世界国家社会现代出现的重大事实表明,没有作为劳动者的消费者,社会创造的财富比有张维迎所谓的富人或企业家的社会来得更快、更好,社会可以没有他说的富人或企业家,但必须有劳动大众。

  张维迎能举得出没有作为劳动者的消费者的社会能存在他所谓的富人或企业家,更不要说这些人仅凭着他们觜巴说出的言语和手写的文字还能创造财富了,他以上的胡言乱言才能变成英明论断。

  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是,小到一粒米、一颗小小的镙钉,都决不是张维迎所谓的富人或企业家凭他的嘴发出的号令和凭他的手写出的指令能创造出来的,他们的一切财富都只能是劳动者社会创造的成果。“企业家在产品市场上为消费者提供产品”,全都只能是劳动大众社会创造的结果。

  因此,不是张维迎所谓的企业家“在要素市场上为消费者创造了挣取收入的机会”,而是反过来,没有劳动大众的劳动,张维迎所谓的企业家靠剥削发财的任何机会都不可能有。

  在无产阶级性质的共产党把张维迎所谓的富人或企业家的政治统治推翻后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或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苏联和中国,作为消费者的劳动者有工作和工资的状况比其推翻的有张维迎所谓的富人或企业家统治的旧社会至少更好。中国现在还占了约30%的经济比重的国有企业中作为消费者的劳动者有工作和工资的状况比中国张维迎所谓的富人或企业家雇用的作为消费者的工人更好。

  张维迎所谓的富人或企业家在现在的中国是中共领导的政治统治的国家用改开培植出来的事实也表明,国家没有劳动者不行,而张维迎的富人或企业家是国家可以消灭也可以培植出来的。连张维迎的富人或企业家在现在的中国都只能是政治统治的结果,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作为消费者的劳动者则是自古以来就一定得是一切国家社会必须的存在。

  “一个社会的工作机会不是给定的,而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是张维迎又一个忘乎所以的胡八道说。

  “发达国家普通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甚至高于发展中国家一些精英阶层的原因”,如前所述,是因为欧洲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得以比世界上其它洲的国家最早形成和发展的、与西方罗马帝国时代和东方国家都没有的特殊的政治格局形成的结果,美国等国家则是欧洲社会先进国家包括意识形态文化在内的社会移植后矛盾斗争的产物。其它洲的国家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上至少晚了三百年,而且“发达国家普通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甚至高于发展中国家一些精英阶层的原因”,还与这些发达国家对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其它洲的国家、民族、种族的殖民奴役、掠夺不无关系。张维迎这个文科学者连起码的世界近、现代的历史知识都没有,才能得出“这是发达国家普通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甚至高于发展中国家一些精英阶层的原因”等等的谬论。〉〉〉〉》

  我这样说当然不意味着工人是企业家养活的。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是自己养活自己。但从发生学的角度讲,工人的工作机会确实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这一点,中国的经验就很能说明问题。计划经济体制年代,中国的城市人口不到总人口的20%,城市出生的人在城市仍然找不到就业机会,政府不得不把两千万"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改革开放后,数以亿计的农村人被吸引到城市工作,有些企业还不时遇到招工难的问题。跨地区数据表明,企业家越多的地区,就业人数越多,工人的平均工资也越高。因此,提高工薪阶层收入的最好办法是让企业家活动更自由,市场竞争更激烈,而不是相反!消灭了企业家,绝大部分中国人都会回到赤贫状态。

  《〈〈〈〈“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是自己养活自己”?否!张维迎所谓的富人和企业家奢靡的生活就是靠对人民大众的剥削。

  从发生学的角度讲,如上所述,在现在的中国,连张维迎所谓的企业家都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统治的国家改开培植的结果。

  “计划经济体制年代,中国的城市人口不到总人口的20%”是因为前三十年,中国本来就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人口基数非常大,农村人口的占比很大,城市人口占比很小;解放后到改开前,由于政治状况和经济状况较解放前前所未有的改善,人口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2%的年均递增速度增加;尽管工业年均递增是高速度,由于工业在整个经济的比重较小,加上“大跃进”和文革的形响,由此造成的负增长的坑也要时间填起来,因此,导致从49年算起,整个国家经济改开前29年平均递增只有7%的快速度,而没有实现高速度;而中国以产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年均递增的速度又相当快,达5%,因此,工业的高速度发展长期消化不了人口绝对数的增加,城镇人口的增长这期间年均递增速度仅有2%,与人口的年均递增速度相当,造成78年城市化的人口占比只与52年统计的相当。

  改开后,年均经济发展速度达9%有多,加上节制生育,人口增长的速度速大大慢了下来,四十余年后的目前据最新的公布达到了近64%。于是有了“改革开放后,数以亿计的农村人被吸引到城市工作,有些企业还不时遇到招工难的问题”。但决不是因为有了张维迎所谓的企业家才形成的。如前所述,包括张维迎所谓的企业家都是中国统治当局改开培植的结果。由张维迎所谓企业家主导并占主要地位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没有哪个的经济发展速度能和中国比肩,这在决定性程度上只能由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在中国创建的政治模式的政治统治对中国社会的规制才能解释。只要有了这个政治模式的政治统治,中国就势必能搞出比张维迎认定的有他所谓的“活动更自由”的富人或企业家更优越的市场经济。而他所谓的富人或企业家“活动更自由”的市场经济,正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统治统治的、资本家不仅占主导,而且占主体地位的市场经济,这也正是印度、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正在搞的市场经济。中国的市场经济与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比起来,优势已经很明显,只不过代表资本家的张维迎之流被他们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固有的成见所限制视而不见。由于几十年来的右倾,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把资本家的经济搞过了头,甚至放纵了资本家,致使“‘经济领域、金融领域、文化领域到政治领域’出现的十分严重的资本主义发展倾向和资产阶级资本渗透造成的乱像[见我在乌有之乡发表的《驳新华裔文中的胡锡进、魏加宁、刘元春、张维迎为民营企业家说话》]”。放纵“企业家活动更自由”,岂止是“绝大部分中国人都会回到赤贫状态”,而是势必亡党亡国,中国将陷入八分十裂的空前浩劫。

  中国的经济自解放以来就是沿海地区最发达。不是因为毛泽东时代为备战而搞的“三线建设”,内地经济相对沿海地区还会更落后。中国的改开,又是首先从沿海地区开始,而且给了不少的特殊政策,并能依靠海外的资金和市场。有的地区或地点,就是由给的特殊政策,形成了全国和外资都向该处跑的投资局面,至少改开的早中期是如此。中国的政治模式的政治统治规制的社会,本身就具有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如此形成的小灶火食或中灶火食的经济,加上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并有内地农村源源提供的廉价劳动力,而且当地政府对这些劳动者不提供应当提供的包括子女教育在内的城市人口的社会待遇和福利,自然是超高速的发展。前述说了,中国改开前的经济在正常情况下年均递增速度达10%有多,比改开后的还快,至于工业发展速度更是比改开后的更快,而且是既无内债也无外债,基本上没有外国投资、不靠海外市场的情况下取得的。并且计划经济下,全国财政税收和工资收入政策高度集中统一,地区间的工资差别不会因为地区间的经济差别而象现在这样大。搞市场经济,各地区分灶吃饭,沿海地区加上外资、依靠海外市场和内地提供的廉价劳动力,经济发展速度比内地更快,工资与内地的差别拉大。于是表面现象就成了“跨地区数据表明,企业家越多的地区,就业人数越多,工人的平均工资也越高”。

  前面的论述对“消灭了企业家,绝大部分中国人都会回到赤贫状态”的论断等于作了批驳,这里还得加以指出,同一地区的国企的工人的收入状况,比“民营企业家”的雇员明显更好;中国“民营企业家”雇员的收入状况比印度等七十多年前大体同一起跑线的国家的“民营企业家”雇员的更是好得多。不是中国政治模式的政治统治规制的社会决定的发展潜力,哪里能有“企业家越多的地区,就业人数越多,工人的平均工资也越高”这码子事。不是中国政治统治对“民营企业家”的依法规制还没有被“民营企业家”彻底腐蚀掉,岂止是“民营企家”的假、冒、伪、劣,欺骗消费者、偷税漏税、私挖滥采,官商勾结,利用官员掌握的社会公权,里应外合,挖社会主义的墙脚,侵蚀、盗窃国家和人民的财富,等等各种损害民众和国家利益的违法活动一定会更加猖獗,而且一定会出现“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从争取经济利益升级为替代国家政治权力主体的斗争”,不过,就决不是“绝大部分中国人都会回到赤贫状态”了,而是如前所述,八分十裂的空前浩劫。〉〉〉〉》

  市场让收入分配更公平 “大跃进”和文革造成的形响,误解。

  在市场经济之前的社会,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绝大部分人都挣扎在生存线以下,因饥荒饿死人是经常发生的事。市场经济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经济活动越自由,贫困人口越少。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2005年,同样是发展中国家,那些最市场导向国家的极端贫困率只有2.7%,而那些没有自由市场的国家的极端贫困率是41.5%。中国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证。按照世界银行的新标准,中国全部人口中贫困人口的比例1981年是52.8%,2001年降到7.8%。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社会的绝对贫困问题应该说基本解决了。

  《〈〈〈〈 再说一遍,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七十多年前的“二战”后才在西方发达国家普及。“二战”前,欧洲没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不存在“绝大部分人都挣扎在生存线以下,因饥荒饿死人是经常发生的事”。苏联和中国改开前三十年,“因饥荒饿死人是经常发生的事”更是反社会主义分子的造谣。

  贫困是相对的。相对美国及其它西方发达国家,与美国边界相连的北美的墨西哥、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廷等国家至少搞了几十年的市场经济仍然是贫困的,更不要说其它搞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了。剧变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东殴前社会主义国家,三十余年了,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拉大。如果俄国还象苏联解体的头十年那样搞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俄国很可能已经解体。亚洲“四小龙”除了香港作为中国大陆对外经济联系的主要渠道的地位由于中国的改开而逐步丧失和新加坡坚持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另当别论外,其它两小龙自搞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后,其发展速度都明显的慢下来。全世界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在发展经济的速度和质量上,都不能与中国这个不被张维迎承认是市场经济的国家相比拟,尤其是全世界陷入新冠病毒危机以来,更显得中国经济的风景独好。

  用一个绝对的贫困标准,不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不问其历史的相对发展程度和发展的快慢的原因,用发展中国家发展程度落后的国家这样得来的贫因率与发达国家相比,来证明市场经济的优越,来证明张维迎所谓的富人或企业家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找错了事实根据。

  中国解放前是草菅人命、民不聊生。如前工所述,至“太平天国运动”暴发之前到1949年,近一百年,人口基本没有什么增长,49年人均寿命仅35岁。49年至改开前,中国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人均寿命大大提高。1975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64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3岁。这样的数据,比什么数据都更能反映解放后到改开前三十年,中国国民总体上较解放前社会生活改善、发展的状况。用一个绝对的标准衡量出的贫困率来定论发展了四十余年的中国与改开前的中国在解决贫困问题上的谁是谁非,本身就是十分荒唐的,更不要说用此法来与在1949年左右就比当时的中国在人均经济上发达得多得多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来定是非了。

  所以,张维迎以上的荒唐逻辑否认不了中国改开前在改善人民生活和社会各基本方面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

  如前所述,没有自由的市场,更没有自由的市场经济。这是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刻意美化。

  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必然是两极分化。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不仅必然加速两极分化,而且必然导致垄断。垄断资本必然成为人民的公敌,连中等、非垄断的大资产阶级都会与其势不两立。这必然引起反垄断资本的政治运动,从而促成资产阶级的竞选政治非得用法律对市场经济实施反垄断的规制不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最终迫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不得不通过税收和财政开支的再分配来实行所谓福利资本主义,否则,势必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人民大众反资本主义的革命。自由的市场经济必然加速资本主义包括其市场经济在内的灭亡。

  抛开两极分化的程度或人们说的基尼系数来谈四十年前“中国全部人口中贫困人口的比例1981年是52.8%,2001年降到7.8%”具有误导人们的性质。中国改开前,1%的收入最高的人与社会的平均收入差距在几倍以内,现在可能超过二十倍都不了,发展了四十余年,绝大多数人的相对贫困更加严重。

  照张维迎的断言,中国离市场经济还有二三百年,中国就不是他所谓的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社会的绝对贫困问题应该说基本解决了”,不是他所谓的市场经济解决的。〉〉〉〉》

  市场经济之所以能更有效地解决贫困问题,是因为它为普通人提供了发家致富的机会,而在非市场经济中,这样的机会只有少数特权阶层才有。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城市个体户,都来自社会低层群体。有特权的人可以去当兵,去政府、国有企业工作,而没有特权、没有关系的人怎么办?只好自己创业!他们捡破烂,摆地摊,卖点瓜籽、茶水、衣服,结果反倒富裕起来。这在计划经济下是不可能的。顺便说一下,中国的垃圾处理和环境保护,捡破烂的人居功至伟!

  《〈〈〈〈必须将张维迎所谓的富人和企业家靠剥削的发财致富与劳勤致富加以区别。自有市场经济以来,全世界所有搞市场经济的国家,95%以上的人,都不是 张维迎所谓的富人或企业家,也决不可能成为张维迎所谓的富人或企业家。

  前面说的,改开前的中国,1%的人与社会的平均收入的差距在几倍以内,就是这样,毛主席还是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法权,要加以改变。至于张维迎所谓的富人和企业家,由于是剥削分子,在消灭之内,根本就不容许存在。

  “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城市个体户”,绝大多数,仍然是“社会低层群体”,不是张维迎所谓的富人或企业家。

  “有特权的人可以去当兵,去政府、国有企业工作”正是改开以后才严重起来的腐败现象。改开前,这样的腐败现象尽管有,但在反复的整治下,并不严重。任何社会都有腐败现象,问题在于这种腐败现象的严重程度及其对社会危害的程度。

  不构成剥削的合理范围内的原则上是按劳取酬的收入和待遇差距不是特权。改开前和改开后都没有国家法令、法律规定官员有将其子女送去“当兵,去政府、国有企业工作”的特权,而是当权者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某取私利“开后门”的违纪行为。不管改开前和改开后,在中国政治统治层,都没有法令和法律规定形成的“少数特权阶层”。

  毛泽东时代,中共反复的发动人民群众搞反对党内官僚主义、贪污腐败、特权和资本主义腐蚀的整党整风运动,就是整治共产党的干部掌握国家统治权后必然要发生的腐败和脱化变质。如果不紧紧抓住反官僚主义、贪污腐败、特权等资本主义腐蚀的整党治党的政治斗争,在计划经济下,无产阶级性质的共产党,就势必脱化变质成岂止是特权阶层,而是特权阶级的党,在市场经济下,就势必脱化变质成官僚资产阶级的党。

  有幸于十八大以来中共核心领导班子紧紧抓住了反官僚主义、贪污腐败、特权等资本主义腐蚀的整党治党的政治斗争,扭转了表面上一派蘩荣,实际已临于死亡的危局。但只要放松了这样的政治斗争,腐败就会重新严重起来,直至亡党亡国。这是规律。

  有必要把某些人别有用心渲染的特权到底是什么弄清楚。所以:

  “这里来谈特权。

  任何行政层级单位的首长,都必须有对这个行政层级单位的其他工作人员的行政权力支配的特权。任何行政体系的上级首长,都必须有行政权力支配其下级首长的特权。

  之所以叫特权,是因为只能他有,不仅他行政权力支配的其他人员不能有,而且其他未在这个职位上的人都不能有。

  军队首长在战场上有违抗命令者杀、丢失阵地者杀、临阵逃脱者杀、玩忽职守者杀、贻误战机者杀等等的权力,被他权力支配者决不能有这样的权力,军队以外的人更然。你看军队首长这样的权力有多特!

  没有成金字塔等级结构的行政体系的各级首长因工作而必须有而其他人没有的行政权力支配的特权,行政体系就无法运转。

  没有政治统治就没有统一的社会,就是天下大乱。

  国家社会的政治统治的行政体系和国家社会中的民间各种机构的行政体系,是非有不可的。甚至在原始公社,作为萌芽状态的行政体系也不可或缺。否则,人类社会就只能灭亡。这里的问题只在于,这种行政体系的行政首长的权力是为大家的利益服务的还是为当权者私人或一小撮人牟取私利的。

  因此,社会中的行政体系的为大家利益的特权必须有,而且是正当的。

  因此,易中天所谓的‘特权’,应是指政治统治的国家赋予极少数人来为其私人或一小撮人所有或为其私利服务的权力和权利。

  把前一种性质的特权与后一种的特权混为一谈,是易中天及其同类人的别有用心。

  一目了然的是奴隶制国家的政治统治以法的规制方式赋予奴隶主对奴隶的行为、人身和生命拥有所有权,从而对奴隶拥有包括任其意志的杀死他的奴隶的生杀大权在内的一切支配权就是特权。因为国家赋予奴隶主的这样的权力和权利是奴隶主用来为其私人的需要或私利服务的。

  还有封建领主贵族拥有对他封地上生活的人的种种特权,尽管依是否是他下层的贵族,还是所谓自由民,还是他的农奴而有重大区别。这是封建制国家的政治统治以法的规制的方式赋予封建特权贵族领主为其私人使用或私利服务的。

  君主专制的国家的君主对他的臣民,和君主加封和赋予的特权贵族对其他的臣民的权力和权利同样如此。

  人类国家社会受压迫和剥削的人民大众经过几千年的斗争, 以上露骨和公然的特权已大体上革除了。

  但有的特权则是被变了花样的被某种关系掩盖起来,不易识别,并为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中国的一些人千方百计加以粉饰,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如契约关系。契约关系是政治统治依法规制形成的相互拥有自主权和自由权利的人们一致自愿同意达成的社会关系,加之这种关系又被美化成是平等和自由的关系,所以,一切通过契约关系实现的社会关系就都是平等自由的关系。

  但是通过契约关系实现的资本家支配劳动者的权力就是特权。只要双方一致同意自愿达成的契约是合法的,通过契约关系劳动者出卖其劳动的使用权后,国家依法赋予和维护购买了劳动者劳动使用权的资本家在其经营管理的劳动生产场合或在其公司的行政体系就拥有依法支配劳动者的权力其实是资本家用来为其牟取私利——对劳动者进行剥削——服务的,所以是特权。

  因此,国家通过市场关系实现的社会生产关系,如在由这种社会关系构建的公司的行政体系中资本家作为最高权力者拥有的支配权,是国家的政治统治用法制的方式赋予资本家的特权。[引自我发表在红歌会网的 《 驳易中天的〈枪杆子出政权,却永远出不了人权〉》”

  所以,张维迎所谓的富人和企业家,正是市场经济中的特权阶级。〉〉〉〉》

  1980年代的个体户

  不可否认,政府和慈善组织在解决贫困问题上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但我们必须明白,扶贫的钱形式上是政府或慈善机构给的,本质上是企业家创造出来。政府和慈善机构能做的只是把财富从一部分人手里转到另一部分人手里,不可能无中生有。正是企业家创造了财富,政府和慈善机构才有了可用于扶贫的钱。所以毫不奇怪,国际援助资金总是从市场经济国家流向非市场经济国家,而不是相反;同样,中国国内的扶贫资金也是从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流向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如果企业家没有积极性创造财富了,政府也就没有钱转移支付了,慈善事业也就成了无源之水。这点我们必须牢记于心。

  《〈〈〈〈以上的批驳表明,张维迎根本就无法根据事实论证出社会财富是他所谓的企业家创造出来的,所以他的“本质上是企业家创造出来”,只能是他意识形态本质决定的他的本性决定的胡扯。“国际援助资金总是从市场经济国家流向非市场经济国家,而不是相反”、“中国国内的扶贫资金也是从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流向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与社会财富是他所谓的企业家创造的毫无关系。所以他的“如果企业家没有积极性创造财富了,政府也就没有钱转移支付了,慈善事业也就成了无源之水”,只能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胡诌〉〉〉〉》

  人们在讨论收入分配差距时,经常忽略贫富之间的垂直流动,似乎收入差距的扩大就是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事实上,市场经济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贫富人群是流变不定的。如熊彼特所说,市场经济下,富人俱乐部就像一个豪华酒店,总是住满了人,但客人的名字总在不断变化。同样,所谓的"低收入阶层",像一个地下旅馆,总是人满为患,但不时有人搬走,又有新人入住,而且新的入住者可能曾经是豪华酒店的贵客。

  《〈〈〈〈“贫富之间的垂直流动”表现为占国家社会99%以上的人这辈子都不要侈想会成为张维迎所谓的富人或企业家。

  “似乎收入差距的扩大就是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难道收入差距的扩大能是穷的变成富人?真是岂有此理。

  世间一切都是变化的。不仅特征之一“是贫富人群是流变不定的”,连中国的皇帝都是“流变不定的”,这否认不了张维迎所谓的富人或企业家是人民大众社会创造的财富的剥削者,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必然导致两分化、绝大多数人相对贫困只会加速不断发展。“市场经济下,富人俱乐部就像一个豪华酒店,总是住满了人,但客人的名字总在不断变化”否认不了张维迎所谓的富人或企业家只是人口中1%都不到的一小撮,把他们的附从包括进来,也最多只占人口中的不到5%。绝大多数人这辈子轮不到进入熊彼特所说的那个豪华酒店。〉〉〉〉》

  按照胡润中国富豪榜,2010年最富有的100人,10年后只有30人仍然在百人名单中,其中2010年的前20名,10年后只有3人仍然在前20名榜单上,6人甚至在百人榜上也不见踪影。斯坦佛大学Pencavel教授的研究发现,中国1990年处于最低收入的1/5的人群,到1995年50.4%的人已经跳出最低收入阶层,其中2.1%的人进入最高收入人群,而1990年最高收入的1/5人群,在1995年只有43.9%仍然属于最高收入的人群,有近5%落入最低收入人群。这说明,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的垂直流动性大大提高了。现在进入富豪榜的中国企业家,几十年前,甚至十几年前,都是一文不名的穷光蛋。也可以预计,只要中国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用不了几年,他们中许多人不会再榜上有名。"富不过三代"是市场经济的铁律!因为企业家精神是很不容易传承的。

  《〈〈〈〈中国改开培植的暴发户比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张维迎所谓的富人或企业家具有更大的不稳定性。因为他们是在没有张维迎所谓的富人或企业家的基础上暴发出来的,其中的一些人的暴富是如赌徒般的投机和胆大妄为者。不过,如果现在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恒大”破产了,其最大的那个老板从胡润中国富豪榜最富有的100人中消失,决不意味着此人的钱财不再是远远超过中国普通国民1000倍以上的富豪之一。“按照胡润中国富豪榜,2010年最富有的100人,10年后只有30人仍然在百人名单中,其中2010年的前20名,10年后只有3人仍然在前20名榜单上,6人甚至在百人榜上也不见踪影”,否认不了中国张维迎所谓的富人或企业家大多数还要继续剥削中国人民大众,更是证明不了胡润中国富豪榜名单内外,张维迎所谓的富人或企业家是与中国老百姓共同富裕。

  中国是在消灭了张维迎所谓的富人或企业家的基础上重新培植资本家。在官方的大力促使和腐败的催化下,中国张维迎所谓的富人或企业家,有些在西方要几代人才形成,在中国简直可以用一夜暴富来形容。这不能说明“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的垂直流动性大大提高了”。如果不进行某种变革,“中国社会的垂直流动性”在以后发展时期的相对稳固是必然的。时下中国98%以上的人民大众不要侈想这辈子能成为张维迎所谓的富人或企业家,相信绝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不会上张维迎如此拙劣骗术的当。

  “‘富不过三代’是市场经济的铁律”?我就无需一一点出美国那些百年以来有名的大家族富豪的名了。对美国这些大家族富豪,张维迎发明出来的这个铁律不管用,不管用的就不是铁律。

  仅仅这篇万言文章,就暴露出张维迎糊弄人是其的一大特性!〉〉〉〉》

  即使不考虑垂直流动性,仅以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差距,我做过一个统计分析,以2001年为例,在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当中,平均而言,市场经济发展最好的地区、国有经济部门最少的地区、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最低的地区,是收入差距最小的地区。

  《〈〈〈〈“市场经济发展最好的地区、国有经济部门最少的地区、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最低的地区,是收入差距最小的地区”?请举出数据来。中国的暴发户,绝大多数就出现在他说的这些地区。这里说的是张维迎所谓的富人或企业家与一般人的富贫差距。我无需费力对此查证,闭上眼睁认定这是张维迎糊弄人的一大特性的又一次表现。让人们自己去查一查他所说的收入差距最小的地区,1%的富人的平均收入与这些地区居民的平均收的差距有多大。〉〉〉〉》

  这说明什么?如果政府参与经济活动少,人们从事商业活动的自由就大,竞争就激烈,商业活动的利润就低;如果一个地区只有少数有特权、有关系的人能做生意,或只有最胆大的人敢做生意,做了之后盈利就很高。举例来说,浙江一带的人做生意的比较多,富人也多,但利润都很薄。但像东北这样的地方,大部分人都不做生意,但少数做生意的人一定赚大钱,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市场环境不好。所以我们看到,市场越开放、政府干预越少的地方,收入差距越小。

  《〈〈〈〈 世界上没有政府不参加经济活动的国家,而且岂止是参加经济活动,更得是对国家的经济进行规制。一切国家的市场和市场经济都决没有“人们从事商业活动的自由”。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只能是理论模型。“只有少数有特权、有关系的人能做生意,或只有最胆大的人敢做生意”的时代在西方早就过去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也决不是“只有少数有特权、有关系的人能做生意,或只有最胆大的人敢做生意”。美国那些军工巨头、据有核心技术的垄断性企业和一些大企业的利润就很高,而且美国的两极分化名例世界前茅,但美国的市场经济正是张维迎崇拜的市场经济。

  “举例来说,浙江一带的人做生意的比较多,富人也多,但利润都很薄”,为什么浙江的富人经济和暴发户能那么快的发展起来?“像东北这样的地方,大部分人都不做生意,但少数做生意的人一定赚大钱”。即然做生意的人一定赚大钱,却只有少数人做生意,就是怪事。原来是“市场环境不好”。“市场环境不好”,肯定是政府的问题,没有对政府的治理和治理好的政府对“市场环境”的治理整顿,决定好不起来。

  什么叫市场的“开放”?美国的市场就对中国就很缺乏开放。一切国家的市场经济,各行业都有经验的、技术的、要建立的社会关系等等的门坎,直至多如牛毛的法律规制,这里的市场的“开放”是的指什么?

  恰恰相反,“政府干预越少的地方”资本家或张维迎所谓的富人或企业家剥削人民大众就越猖獗,两极分化、阶级矛盾和市场经济固有的周期经济波动或危机就越严重,这已经被西方和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历史所证明。〉〉〉〉》

  另外,平等不仅仅体现在货币收入上,还包括其他的方面,如自由、权利、选择等。过去老百姓有什么自由?我在农村的时候,农民自留地里生产的西瓜、苹果,到集市上卖,被发现,算作投机倒把,要批斗,甚至关起来,连做人的基本权利都没有。那时候农民一年四季吃不上肉,也买不起面,但只要公社的干部来村里,大家都抢着请客,有点白面、有点肉都留给干部吃。为什么?只有跟他们拉上关系,孩子才有希望去当兵、被招工。所以,我不认为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变得不平等,而是更平等、更公平。

  《〈〈〈〈“平等不仅仅体现在货币收入上”,十足的怪论。 如上所述,没有自由。 权利、选择等只有在服从政治统治依法规制的前提下才能由政府赋予、维护和准许。

  本人1965至1978年在农村当农民十几年,认定张维迎“农民自留地里生产的西瓜、苹果,到集市上卖,被发现,算作投机倒把,要批斗,甚至关起来,连做人的基本权利都没有”的言论,是对前三十年的造谣诬蔑。

  改开前,物质生活与又发展了四十年的现在差距很大。当时按票供应,城市居民每人每月只有一斤猪肉。农村吃肉也很难得。不过并不象有某些人说得那么惨。上世纪6、7拾年代四川成都市下到现叫西昌市的知青有两、三千之众,现在活着的至少也有上千之众,许多人都知道,按规定,农民卖一条猪给国家——标准是必须达到130斤重以上,就可以杀一条自己食用。农户普遍都要杀年猪,而且自己杀来食用的毛猪大多都在150斤以上至200斤左右,一条这样的毛猪除了头、蹄和内脏,净肉率70%。“一年四季吃不上肉”对绝大多数农民不是事实。尤其是“只要公社的干部来村里,大家都抢着请客,有点白面、有点肉都留给干部吃。为什么?只有跟他们拉上关系,孩子才有希望去当兵、被招工”造谣诬蔑性质恶劣。我在农村十多年,这样的事情,不仅从来没有见到过,而且从来没有听说过我所在的公社有这样的事。我所见的公社干部,叫泥腿干部也不过分。现在的乡镇干部,与当年的公社干部无法比。这里说的公社干部只能是改开初期还没有取消人民公社开始腐化堕落的公社干部。至于“我不认为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变得不平等,而是更平等、更公平”的睁眼瞎说,抹不掉改开前1%的人的人均收入在社会平均收入的几倍以内,搞了四十余年的市场经济的现在则拉大到二十多倍的事实。〉〉〉〉》

  警惕"嫉妒"披上"正义"的马甲

  美国学者伯恩斯坦在《财富的诞生》一书中,从经济、军事、历史制度来看现代西方的兴起,提出现代社会经济起飞有四个条件:第一是财产权制度,第二是科学理性,第三是资本市场,第四是运输成本的降低。这很值得我们思考。

  《〈〈〈〈如前所述,现代西方的兴起及以上所有这些,是特殊的中世纪的政治格局及其的变化发展形成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决定的结果。因此,漏掉了最具决定意义的政治的原因,还得加上西方国家对占世界80%以上人口的其它国家、民族和种族的侵略、杀戮和殖民统治的掠夺。这里所谓的“现代社会经济起飞”的现代经济,正是资本主义必然两极分化的经济。这不能用来论证张维迎所谓的市场经济是共同富裕的原因。〉〉〉〉》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人均GDP每10年翻一番,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了很大的改善,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中国能做到这一点,与产权制度的改革有很大关系,尽管中国的产权制度仍然有待完善。比如农村的土地,最初农民承包土地期限就一年,农民有了生产的积极性,但没有人愿意投资,政府就将承包期延长到5年;5年比1年好,但还是没人修水利设施,于是延长到10年;还不行,没有人愿意种树,最后延长到30年。现在来看还不行,土地不能转让的话,大量的农民没法变成市民。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人均GDP每10年翻一番,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了很大的改善,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是所有其它有张维迎所谓的富人或企业家的市场经济的国家无法比拟的事实,为什么所有其它市场经济的国家不能做到这一点。只能作如此解释:是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创建的政治模式的政治统治规制的改开的结果,包括张维迎不承认的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及其所谓的富人或企业家,都是如此规制出来的结果,不是张维迎认定的市场经济和其所谓的富人或企业家创造的结果。

  张维迎所说的“产权制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说,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是早就形成的普遍的存在。为什么这些发展中国家不能取得如同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所以“中国能做到这一点,与产权制度的改革有很大关系”不能成立。所以,他接着的主张决不能采纳。〉〉〉〉》

  深圳的今昔

  中国的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也在不断地发展。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在境内外上市,短期内不一定能改变很多东西,但是长期来讲,是往正确的方向走。道路交通的建设使得运输成本大幅度降低,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当然,社会中还有很多问题,但要靠进一步的改革去解决。

  我们所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也与观念的改变有关。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个体户、奖金制度的出现,中国流行过"红眼病",一些人甚至连"按劳分配"都不能接受。如果连"按劳分配"都不接受,经济是不可能发展的,只能大家都过穷日子。经过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按劳分配"逐步被普遍接受了。这样,人们有了干活的积极性。再后来,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思想也被接受了,企业家利润也得到了承认。这样,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被焕发出来,中国就成为一个创业之国,每个人的生活都得到了改善。

  《〈〈〈〈以上张维迎的论述是与其主题——“市场经济是共同富裕的独木桥”——无关的废话。

  张维迎所谓的富人或企业家正是通过市场经济的交换关系的经营实现对劳动大众社会创造的财富的剥削,不是按劳分配。奖金制度得看是什么样的奖金制度。一个高管的单单奖金就超过工人平均工资的几倍甚至十几倍,包括他们的工资就超出的更多,这种奖金制度就是剥削。因为,任何一个人的劳动,都不可能超过其他人平均劳动支出的十几倍。

  世界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只能大家都过穷日子”的国家社会。这里说的穷与富是相对的。改开前,中国人民大众比解放前是更加富裕,而且更重要的是政治上没有受到地主、资本家的压迫。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和前所未有的人均寿命的增长,还有文教卫生的迅速普及和提高,都表明了这一点。

  没有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统治的大体有效的规制,就决没有“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而是假冒伪劣, 官商甚至官商黑勾结,攫取人民大众社会创造的财富的精神。由于几十年的腐败,这样的暴发户企业家实在不少。创什么业?不紧紧抓住反腐败、反资本渗透,反资本主义腐蚀的整党治党的斗争,所创的业,就是张维迎所谓的富人或企业家所有的业,甚至是亡党亡国,八分十裂,空前浩劫。“每个人的生活都得到了改善”就全都会化为乌有。

  张维迎论道的是“市场经济经是共同富裕的独木桥”,不能与“每个人的生活都得到了改善”混为一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也能高唱“每个人的生活都得到了改善”的调,如果张维迎的市场经济导致的结果是占人口1%都不到的富人人均拥有绝大多数人民人均几十的财富,必然遭到人民的反对,这样的市场经济就必然改造。〉〉〉〉》

  非常遗憾的是,在观念方面,我们似乎在走回头路。"红眼病"是一种嫉妒心,根植于人性中。嫉妒心就是只要看到别人比自己强---如收入比自己高,长得比自己漂亮,头脑比自己聪明,身体比自己健壮,孩子上了好学校,等等,就心生怨恨,认为社会不公正,不是自己无能。嫉妒心强的人甚至不在乎自己得了多少,而是宁愿自己穷,也不愿看到别人比自己富,所以最让他们幸灾乐祸的是看到富人破产,名人出丑。嫉妒心的认识论基础是零和博弈思维,即认为财富是一个固定的量,一个人所得必定是另一个人所失,有人变富了,一定是有人变穷了。所以满脑子零和博弈思维的人,非常热衷于阶级斗争。

  《〈〈〈〈“嫉妒心”、“就心生怨恨”、“满脑子零和博弈思维的人”、“非常热衷于阶级斗争”等,正是严重的两极分化必然使更多的人觉悟到他们在遭受剥削,要反对剥削,引起了张维迎之流“就心生怨恨”而发出的叫骂。要想使“非常热衷于阶级斗争”人减少,不被张维迎之流认可的中国的市场经济必须得节制资本。〉〉〉〉》

  如果人类不能有效地抑制"红眼病"和嫉妒心,社会不可能进步。所以,"红眼病"和嫉妒心都是贬义词,圣经把嫉妒作为七宗罪之一,基于嫉妒心的行为不具有社会正当性,在公开场合,人们总是尽量掩盖或否定自己的嫉妒心。麻烦在于,在一些西方左派人士的努力下,"嫉妒"现在披上了"公平分配"和"社会正义"的马甲,取得了道德上的正当性,很容易蛊惑大众,使得一些根植于嫉妒心的政策主张可以在"公平""正义"的名义下大行其道。这些政策主张将人们的注意力从财富的创造转向财富的分配,一定会伤害那些本来有希望靠自己的努力富起来的人,而这些人正是政策主张者号称要帮助的人。

  《〈〈〈〈果真张维迎所谓的“市场经济是共同富裕的独木桥”张维迎也不想一想,他所谓的““红眼病‘和嫉妒心”何以会成为人类的,当然也是中国的成问题的问题,“麻烦在于,在一些西方左派人士的努力下,‘嫉妒’现在披上了‘公平分配’和‘社会正义’的马甲,取得了道德上的正当性,很容易蛊惑大众,使得一些根植于嫉妒心的政策主张可以在‘公平’‘正义’的名义下大行其道。这些政策主张将人们的注意力从财富的创造转向财富的分配,一定会伤害那些本来有希望靠自己的努力富起来的人,而这些人正是政策主张者号称要帮助的人”又怎么会成为张维迎之流提心吊胆的事。〉〉〉〉》

  这就回到本文一开始讲的问题:社会为什么需要经济学家?因为市场经济太脆弱,太容易受到损害,需要有人去捍卫它。计划经济是少数知识分子设计、然后靠强权从上到下强加给社会的,所以一定有人捍卫它,替它辩护。市场经济不同,它不是知识分子设计出来的,而是从下到上自发产生的。这也意味着,市场经济就像一个没娘的孩子,谁都可以打它骂它,污名化它,而无须承担责任。生活在计划经济制度的人批判计划经济要冒政治、甚至法律风险,但无论你生活在何种制度下,批判市场经济没有任何风险。事实上,无数人曾因为批评计划经济而锒铛入狱,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不曾有任何人因为批评市场经济惹上任何麻烦。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经济也是仁慈的,我们真的应该珍惜它。

  《〈〈〈〈果真张维迎所谓的“市场经济是共同富裕的独木桥”,张维迎也不想一想,怎么会出现”因为市场经济太脆弱,太容易受到损害,需要有人去捍卫它”、“市场经济就像一个没娘的孩子,谁都可以打它骂它,污名化它”。

  那时,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阶段还没有过去,当然是“批判计划经济要冒政治、甚至法律风险”。如果现在还是计划经济,因为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相信就没有如此的事性发生了,就象张维迎批判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市场经济一样。

  “无论你生活在何种制度下,批判市场经济没有任何风险”?非也。 张维迎所谓的市场经济,就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在其政治统治还不稳固时,在美国批评张维迎所谓的市场经济,同样要“锒铛入狱”,不信,请此先生去翻一翻美国的历史。

  如果政治统治形同虚设或者政治统治腐败透顶,市场经济就势必是恶的,哪里能来的仁慈。市场经济是政治统统治的产物,它的仁慈不仁慈取决于政治统治。 离开政治统治对市场经济的规制去珍惜市场经济,只能是蠢人干的事。〉〉〉〉》

  市场经济确实有一个毛病:当你有机会享受它的好处时,你注意到的可能都是它的缺点;当你没有机会享受它的好处时ak dhb ,它也没有办法显示它的优点。当你自己把它弄坏的时候,你还责怪它,怎么这么糟糕。

  赵本山的小品《卖拐》大家都熟悉。范伟的腿本来没毛病,但赵本山反复说有毛病,说到最后,范伟自己也觉得自己的腿真的有毛病,就迫不及待地买了赵本山的拐。其实真正有毛病的不是范伟的腿,而是范伟的脑子。现在好多人都在"卖拐",这个"拐"是什么?就是大量反市场经济的言论。许多所谓市场经济的毛病,都是"卖拐"的人编造出来的。

  我说这些,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大家更好地理解什么是市场经济,坚定我们对市场经济的信念。中国的未来最值得担心的是什么?不是能源、环境问题——这些当然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市场竞争推动的技术进步一定能为我们找到答案。我们没有必要像200多年前的马尔萨斯或50多年前的罗马俱乐部那么悲观。中国未来的发展,取决于我们的信念,我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如果我们坚定了对市场经济的信心,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中国就会走向共同富裕。如果我们失去了对市场的信念,引入越来越多的政府干预,中国只能走向共同贫穷。不要忘记,当年搞计划经济的本意是为穷人谋福利,结果却造就了越来越多的穷人,使穷人的命运比过去更悲惨。

  市场经济是共同富裕的独木桥,计划经济是共同贫穷的阳光道!

  《〈〈〈〈通篇都是无视自文明社会出现市场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的基本事实的奇谈怪论,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张维迎对他所谓的市场经济崇拜到了鬼迷心窍地步使然。此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家中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学精神错乱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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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河县朱熹文化发展促进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