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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国兰:看看共产党搞金融的初心是什么样的?

项国兰 · 2021-10-06 · 来源:红色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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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我们党28年的红色金融史及百年奋斗史,再比较国民党及西方至今的发展史,可以说无私,又拥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坚定的人民立场,才能创造出无限可能,才能创造出伟大的奇迹。而有了私,不论是私念、私利、私有制、利益集团,还是权势团体、特权阶层,都是一种“局促”。中国人民热爱毛主席,热爱中国共产党主要是因为他们无私,我们也因此才能在红色金融的历史细节中感受到共产党人那满满的人民、民族、家国情怀。

  从红色金融历史中收获感动和感悟

  项国兰

  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之际,中国红色金融历史的挖掘、整理、研究,成为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是通过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红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开始了解中国红色金融历史的。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早,提出的课题“胶东密运黄金”已经完成省级立项,2021年又协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拍摄《红色金融路》和《见证》栏目拍摄大型纪录片《红色金融》等。对这些红色金融历史细节的深入了解,使我们更加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党精神。

  什么是红色金融?她承载了怎样的使命价值?提供了怎样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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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什么是红色金融?

  红色金融史讲述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浴血奋战的28年里在另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的较量。28年间,红色金融足迹几乎遍布整个中华大地,包括根据地、苏区、国统区和敌占区。这里略举几例。

  先说中国第一张红色股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李立三等便到安源从事工人运动。1922年安源工人大罢工胜利后,路矿工人党支部意识到要巩固罢工成果,减轻工人生活负担就要办工人消费合作社。1923年为了解决合作社资金不足,决定发行股票。这第一张“红色股票”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的最早金融尝试。红色股票不仅为合作社筹集资金,也让工人一同分享红利。这使安源成为党早期经费的储备点,也为以后的金融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工”字银元是中国红色政权制造出的第一种货币。国民党在一、二次围剿失败后,加紧了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封锁,试图把红军困死冻死饿死。山区原本就物资匮乏,粮食产量低,遭遇封锁,严重限制了贸易往来,连人们充饥的南瓜汤也没有几粒盐。为了摆脱这种困境,毛泽东让王佐利用红军在战争中缴获的银器造银元,并提出一定要有纯度,不能造假币。当时根据地正在被假银元侵蚀,老百姓对此深恶痛绝。为了对付国民党的假币冲击,王佐提出在红军银元的模板上手工刻上“工”字,称之为“工”字银元,以证明纯度。于是红色政权发行的第一种货币“工”字银元在井冈山诞生了。根据地政府设有兑换处,可以与其他货币和银元兑换。红军则可以用兑换来的其他货币到周围购买根据地军民紧缺的必需品。红军制造出的银元重量足、成色好、声音佳,持“工”字银元到根据地工农兵政府所设集市购买货物价格还从优。于是“工”字银元成了抢手货。随着第三次围剿开始,“工”字银元停止生产。虽然只存在半年,只生产了大约10000枚“工”字银元。但是它的铸造促进了当时根据地内外的货币流通,缓解了经济封锁造成的困难,繁荣了市场交易,稳定了生产生活秩序,为红色政权货币的信誉奠定了基础,红军的影响随之在湘赣两省内扩大。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创建后,苏区农民仍然受到商人操纵的米价剥削,这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不利。所以苏维埃政权决定建立自己独立的金融体系,成立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由毛泽民领办这个任务,并于1932年发行货币。由于国民党封锁,制造货币所需纸张的原料都是毛泽民带领银行工作人员从垃圾里拾来的。这个被称为世界上最小银行的国家银行遇到了所有银行都遇到的问题,比如国民党炮制的挤兑风波、假币及种种谣言等。毛泽民拿出银行的银元、金条,成功打退了挤兑风波,并提出制造印钞纸张时掺入羊毛。这样有效防止了国民党破坏红军信誉的伪钞。银行还在长征前进行了6—7天的货币兑换银元以防群众利益受损。

  闵浙赣苏区的金融贸易创新。方志敏领导的闵浙赣苏区在金融贸易方面进行了多项创新。为了打破敌人对苏区的封锁,组织秘密运输队,开辟多条秘密贸易通道。人们在秘密通道上靠着手推肩挑,把苏区粮食油料皮毛等运到白区,扩大了苏区产品的销路,然后回购苏区需要的食盐布匹纸张文具药品等。之后又推出贸易开放政策,鼓励白区商人来苏区开辟市场做生意。先后设立三条贸易路线、18个对外贸易处,疏通红区、灰区、白区之间的物资交流渠道,保护过往商人,维护正常的贸易。第五次反围剿后,闵浙赣苏维埃银行发行股票,股票具有还本付息功能,还附带具有优先股功能的息票。优先股的发行在当时是一项创举,得到工农群众的支持,他们积极认股,三个月的时间里总共募股十几万元,超额完成增资扩股计划的任务。从1931年至1934年,尽管遭到封锁,战争频仍,但是以金融贸易创新为基础的创新,使闵浙赣苏区物资充裕,贸易繁荣,对外贸易每月收入20多万,纯收入2万,为党中央送去1000两黄金,200两白银,还有许多药品。在解决苏区财政困难和改善群众生活等方面做出巨大贡献,也在经济建设方面为根据地打下良好基础。

  挑在肩上的扁担银行。扁担银行可谓世界金融史上的奇迹。1934年红军长征队伍中有一支队伍,他们没有任何武器,只有160多副扁担挑子。里面装满了黄金、白银、苏币、印制钱币的机器。由200多名红军战士挑在肩上。到达遵义后,由于国民党的抹黑宣传,遵义绝大多数商家都关门停业,苏维埃银行果断决定设立货币兑换点,利用紧缺物质如盐兑换货币。以极低的价格销售食盐,但要使用苏币。这样在长征路上利用货币的发行和回笼,帮助红军筹款,也活跃了贸易。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时,扁担银行里还剩黄金两担,白银及银元12担,另外有珠宝若干。核对账目发现,除了长征路上正常开销,未损失一块银元。正是依靠这笔资金苏维埃银行有了起家的资本。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与原陕甘晋国家银行合并成为中华苏维埃国家西北银行,开始发行新的货币。

  惠农银行。这是1942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苏南抗日根据地创办的第一家银行。一位离休干部在编地方金融志时意外发现了有关惠农银行的珍贵史料。从1984年起,在长达9年时间里,她去了很多地方调研,采访了众多当时惠农银行工作人员、许多专家学者和银行所在地居民。当地老年人都清晰记得惠农银行发放贷款帮助他们购买农具种庄稼,帮助他们提高生活水平的事。总之惠农币的发行粉碎了敌人的金融封锁,抵制了敌人的金融控制和掠夺,并帮助农民纾困。

  黄金争夺战。这是抗日战争时期胶东军民与日本侵略者争夺黄金的英勇一役。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就对我国山东金矿进行详细勘察。1939年觊觎金矿已久的日寇强行占领招远玲珑金矿并开始大肆掠夺黄金运回国。1938年夏天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八路军山东纵队政委黎玉在延安汇报工作时,亲身感受到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困难。他主动提出利用山东产黄金的优势为党中央提供黄金支援抗战,解决党中央的燃眉之急。毛主席欣然同意,说“还是硬通货好”。黎玉回到山东立即召开山东分局会议,开始黄金筹集工作。为争夺黄金,1938年7月,中共胶东特委成立招远采金管理委员会,同年9月,中共招远县委也成立了采金委员会。中共党员、青年营营长的王一民领导青年营投入到与日本争夺黄金的战斗。整个黄金争夺战由三个环节组成,包括采金、筹金、运金。采金和筹金由地下党组织采金工人秘密完成,交到采金局。再由采金局交给八路军运金小分队。每个环节都是在刀尖上与侵略者的较量。比如采金,由地下党组织秘密采金大队运作,有经验的老工人故意避开日本工程师指认的有金矿的矿脉,而到无矿脉的地方采矿,采上来的矿日本工程师一看含金量低就转别处去采。他们走了八路军便来采。筹金也要与日寇斗智斗勇。日军占领金矿后,仅在玲珑金矿的山上就修了7座炮楼,矿里建有阁楼以防止人们偷运金矿,而在矿区的唯一通道上设有三道岗哨。所以说矿工是冒着生命危险为党筹集黄金,比如将金粉放到头发里,藏到鞋底下,将汞膏放到饼子里带出等。运金小分队面临的是前有围堵后有追击,要经过百道封锁线,犬牙交错的敌占区和国民党顽固派控制的地区。运金在夜里进行。他们宁失生命,不失黄金。无数战士牺牲在运金路上。一次有26名战士参加运金,运到延安后,只剩下6名战士,黄金没有丢失一块。王一民领导的青年营还通过婚丧车队伏击日本侵略军准备运回国的黄金车队,夺回黄金。他的故居至今保存着运金地道。据不完全统计,1939年至1945年胶东军民共为延安运送13万两黄金。这些黄金相当于1943年陕甘宁边区收入的7倍。在艰苦的抗战时期,这极大地缓解了陕甘宁边区的紧张财政状况,为稳定边区币值,抑制通货膨胀做出了重要贡献。胶东军民与日本侵略者争夺黄金的战役为中国共产党的红色金融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志诚银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日伪统治区控制的第一家民营股份银行。1931年9.18事变后,国民党实行不抵抗政策,日本强占东北后,为了全面控制东北政治经济,先后将四家东北官营银号强行合并组建了伪满银行。之后又颁布有关私营银行法,规定开银行票号者,其运营资本金必须达到40万。这样的标准在当时沈阳哪家私营钱庄都达不到。日本的险恶用心就是将中国的民族金融资本排除在东北金融资本市场之外。在巩天民的协调参与下,由五家民营银行成立一家名为志诚银行的股份银行。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日伪统治区控制的第一家股份银行,志诚银行还把当时沈阳一些负债的民族实体企业拉到银行入股。由于信誉好,受到老百姓欢迎,原本要五年还债,仅用一年就还清债务。开业当年实现营利。当时志诚银行也是我们党在沈阳的一个秘密地下情报站。多名东北情报站人员在志诚银行任职。利用银行这个平台收集大量日伪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秘密情报。此外还做了大量转送掩护工作。东北义勇军当时最大的困难是药品奇缺,而且这些药品多在黑市上才能买到。志诚银行利用它作为金融机构的背景,通过合理合法的物质资交换来获取极其重要的军需物资,然后再通过特定渠道转送到义勇军手里。1942年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推行强化整备措施,限定总资产必须达到1000万才能成立银行。当时沈阳的私营银行没有一家能达到这个数额。巩天民利用他在沈阳金融界的威望,逐个找私营银行谈话,向他们揭露日本侵略者要扼杀中国民族金融业的险恶用心。在他感召下,终于募集到了1000万本金,日本占领者也没想到,只好收受这个结果。经过近20年的发展,1955年志诚银行由中国人民银行接管,成为中国人民银行在沈阳的储蓄部。作为民营银行志诚银行一开始就带着深深的红色印迹,为抗击日本的侵略,保护民族工商业,稳定一方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金融通汇线。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金融战线打响了看不见硝烟,却又惊心动魄秘密金融战。为了打破国民党的封锁,筹措军需物资,建立一条从苏北到上海的金融通汇线。于是通过上海金融界的爱国人士建立钱庄,到1948年底钱庄上缴的黄金达900两。

  1947年的华北财经会议。此前各个解放区都流通自己的货币,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成立统一银行,统一全国货币已然大势所趋。为期三个月的会议认真听取了各解放区代表的汇报和建议,达成许多共识,诸如对养兵数量、每个士兵的年度费用、军需的财政负担及保护民力等都有严格明确具体的规定。此时解放战争刚由战略防御转到战略反攻,动员一切力量支持战争是当时最迫切的任务。但会议提出的宗旨是从发展经济生产中保障战争供给,缓解军需和人民负担之间的矛盾。虽然军需迫切,但是不能使人民负担过于沉重。华北财经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财经会议。这次会议对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和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构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财政经济金融方面的统一管理,设定活动目标。党牢牢把握了货币的本质即货币价值与物资供应之间的关系,既支持了战争,也维护了币值的稳定。会议为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奠定了基础。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当天开始发行了第一套人民币。

  上海金融领域的第一仗。上海解放前后与金融资本家的金融战是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役。华北财经会议决定,人民军队推进到哪里,人民币就要跟进到哪里。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第二天,上海军管会公布人民币在市场流通及限制民国金圆券在市场流通,还公布了以人民币兑换金圆券及金圆券截止流通的时间。但是因金圆券在解放前夕大幅贬值,老百姓对纸币失去信心,人民币在上海推广远非设想的那般顺利。投资市场上人民币大幅贬值,银元升值。调查发现贬值背后有投机商在捣鬼。打击了银元投机商后,人民币开始在上海站稳脚跟。随之,投机商又把目光投到大米、棉纱和煤球这些事关国计民生的战略物资上,致使这些物资价格大幅上涨。中央采取贸易、金融、税收、市场管理等综合手段平息了这次风潮。但是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投机商又掀起新一轮涨价风潮。这次中央采取的办法是举国之力,统一行动,统一调配物资,紧缩银根。于是相关物资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运往上海,而且这些物资投放甚至精确到点,哪个点投放多少都有精准计算,一边投放一边调低价格,于是投机商大量买进。由于货源充足,供应源源不断,一连抛售十多天,迫使想囤积居奇的投机商不得不降价销售,高额借贷使他们损失惨重,甚至血本无归,只能败退市场。共产党能否管理好大城市?能不能打经济仗?上海金融战交出的这份成绩单使所有置疑都不攻自破。毛主席将上海的这次金融战称之为金融领域的“淮海战役”。足见这次金融战在全国整个金融工作中举足轻重的作用。

  上述案例是中国共产党28年里在金融领域与敌人较量的缩影,为人们真实、全面、立体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提供了更多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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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红色金融承载的使命价值

  红色金融事业的使命有两点。其一,为人民群众分忧,也为革命和战争解难。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性质、对象及其理想信仰决定了她必定先天资金匮乏,因为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的地主封建阶级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不可能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共产党对此了然于心。正如那首游击队员之歌所唱的“没有吃,没有穿……,没有枪,没有炮……”。这种分忧解难持续28年。28年战略上少受剥削,打破封锁,初心使命如磐,战术上灵活机动,见缝插针,百折不挠。因为不克服眼前的经济困难,就不能推翻三座大山。

  其二,客观上承载起对人民群众的宣传、教育、动员和鼓舞使命。中国共产党的红色金融事业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一起对人民群众起到宣传、教育、动员和鼓舞作用。毛主席说长征是播种机。其实红色金融的这些历史细节尤如一颗颗种子播洒到了人民的心里。让人民从自身的实践中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是谁,她的所作所为为了谁。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艰难困苦经历向全中国人民表明,她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解放和自由。央视《红色金融路》和红色金融《见证》栏目所采访的都是当年红色金融史亲历者的后人。他们讲起祖辈们的经历宛如他们自己的故事,足见这些传了几代人的故事对人们的影响之深,教育之大。总之,共产党的理论和行动感召了中国人民这个上帝,掌握了他们,激发他们那种积淀已久的家国情怀,并变成了巨大物质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以摧枯拉朽之势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家王朝。由此也可以说人民选择了共产党。

  红色金融的价值之一,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金融领域的担当。中国红色政权制造出的第一种货币“工”字银元是在向国民党宣示:中国共产党不仅要以武装的革命对抗武装的反革命,而且经济上也敢于独立,拥有自己的货币,以打破敌人的封锁。再比如志诚银行。日本占领东三省后,曾几度试图将当地民族资本边缘化。巩天民是我们党在东北金融界的潜伏者。他凭借自己在金融方面的能力和当地金融界的威望,斡旋,协调,领导成立了志诚银行,银行不仅做成做大,而且做到使占领者无奈的地步。周总理说,“巩天民是大革命时的老党员,在不同时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作用无人可代替。”而从整个国家层面看,他的作用,包括胶东密运黄金等的作用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在中流砥柱作用,没有任何政党能替代。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由无数个这种中流砥柱构成的。

  价值之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金融方面卓越的领导才能、智慧、胆略和气魄。虽然解放战争尚处反攻阶段,但是华北财经会议已经提出金融货币的主要任务,并对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和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构架提出设想。虽然军需迫切,但是会议对军需征收和保护民力设有严格具体的规定。这些规定缓解了军需与人民生活负担的矛盾,表现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大智慧,非凡的胆略和气魄。上海解放前后的金融战役,几经周折最终完胜。打破了金融资本家所谓共产党打仗得100分,搞金融得0分的预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任银行行长毛泽民在主持瑞金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时建立了许多管理制度,包括银行产品保管的程序设计,都很缜密,堪称完美,可谓新中国现代金融的雏型。方志敏领导的闵浙赣苏区在金融贸易方面进行了多项创新。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不仅繁荣了一方根据地经济,被当地老百姓称之为“神仙才能想出的办法”,还为党中央排忧解难,被毛主席称之为“方志敏式”根据地。28年里在与敌人的较量中共产党在金融方面还有很多创造和创新。

  价值之三,深切体会到中国共产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初心。通过对红色金融历史细节的了解,使我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从成立之日起就把人民的冷暖安危挂在心头,从第一张红色股票到只存在了几个月的惠农银行,再到华北财经会议对人民负担的规定,以及人民银行,人民币的设定,等等,无一不体现了一切为了人民的行动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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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提供了怎样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在一无所有的金融领域也能为人民纾困,为革命解难?启示有两点,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无私,又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坚定的人民立场。因为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与私有观念和私有制进行了最彻底的决裂,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而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解放、为国家谋复兴作为使命扛在肩上,也因此她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人们常说无私,才能无畏。一般意义上,这话不错。回顾我们党28年的红色金融史及百年奋斗史,再比较国民党及西方至今的发展史,可以说无私,又拥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坚定的人民立场,才能创造出无限可能,才能创造出伟大的奇迹。而有了私,不论是私念、私利、私有制、利益集团,还是权势团体、特权阶层,都是一种“局促”。中国人民热爱毛主席,热爱中国共产党主要是因为他们无私,我们也因此才能在红色金融的历史细节中感受到共产党人那满满的人民、民族、家国情怀。

  二是中国共产党洞察到四万万人民要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强烈愿望而形成的历史趋势。从冒着生命危险筹金的普通工人,到冒着敌机轰炸危险往陕甘宁边区运送货币的农民,从宁失生命不失黄金的战士到参与金融通汇线为解放战争筹金的钱庄老板,等等,从这些最普通的人那种种英勇无畏的壮举中我们看到了这种趋势的不可阻挡。来自于人民中国共产党,特别当她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后,深刻洞察、深切体悟到、意识到了自1840年以来,继而1919年巴黎和会上,国家蒙辱,民族蒙羞,人民蒙难积蓄的愤懑而形成的“趋势”。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详细分析了农村这种不可阻挡的“趋势”,而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则预见到了在整个中华大地这种“趋势”的“快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看东方己见光芒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由此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顺势而为,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意志愿望,意识到了人民的力量。上文谈到了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这是人民感受到了共产党代表了他们的意志愿望而做出的选择。

  (作者是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原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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